【摘要】伴隨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貿易逐漸成為數字時代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數字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數字經濟發展動能強勁，在全球數字貿易中占據重要位置。與此同時，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還面臨著不少挑戰，尤其在發展水平和制度型開放方面，亟待進一步提升和完善。發展數字貿易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要進一步完善法律與監管框架，保障數字貿易可持續發展；優化市場準入與營商環境，推動數字服務貿易加快發展；加大技術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夯實數字貿易發展基礎；強化人才智力支撐，促進跨境貿易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提升國際話語權；完善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機制，推動安全便捷的跨境交易，以制度型開放推動貿易強國建設。
【關鍵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 制度型開放 數字貿易 數據安全
【中圖分類號】F752/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4.002
【作者簡介】龔六堂，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教育部首屆“新世紀優秀人才”。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公共財政以及中國經濟相關問題。主要著作有《公共財政理論》《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學中的優化方法》《經濟增長理論》等。
引言
伴隨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貿易逐漸成為數字時代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數字貿易涵蓋電子商務、數字服務、數據流通等諸多領域，從全球貿易發展趨勢看，數字貿易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體。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相關數據，全球數字貿易在2023年突破6.67萬億美元，從2020年到2023年增長了33.67%。一方面，數字貿易推動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供應鏈的優化以及國際市場的聯動；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全球化不僅改變了傳統貿易模式，還塑造了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數字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數字經濟發展動能強勁，在全球數字貿易中占據重要位置。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3.9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2.8%（見圖1）；數字貿易規模7043.54億美元，近三年復合增長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達到10.23%，位居全球第四位；跨境電商交易額達到2.38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5.6%，遠高于我國進出口的增長率。數字貿易和跨境電商成為推動我國外貿增長的重要力量，數字經濟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的崛起，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各國爭奪的經濟制高點，各國數字貿易的競爭愈發激烈，尤其是在數字基礎設施、數據流通、電子支付、人工智能等領域，各國紛紛出臺政策，以提升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美國和歐盟通過強大的科技企業主導了全球數字經濟格局，占據了數字貿易發展的領先位置。在2023年全球數字貿易中，歐盟、美國數字貿易規模位居全球前兩名。
為進一步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全球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應如何應對國內外的復雜形勢和挑戰，以制度型開放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本文從制度型開放的視角，探討中國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和發展路徑，分析當前數字貿易面臨的制度性障礙，并提出以制度型開放推動貿易強國建設的政策建議。
數字貿易規模穩步增長，為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隨著全球數字化進程的加速和我國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在數字貿易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特別是在跨境電子商務、數字服務貿易、數據流通等多個方面，推動了經濟的轉型升級，成為外貿增長的重要引擎。
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為數字貿易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一是我國數字經濟增長迅速，規模不斷擴大。2015年至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年均增長14.4%，遠高于GDP的增長水平，同時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占GDP比重不斷上升，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53.9萬億，占GDP的比重達到42.8%（見圖2）。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為我國數字貿易的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二是我國數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為我國數字貿易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從2017年到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規模從5.2萬億上升到10.9萬億，2023年占整體數字經濟規模的18.7%，占GDP比重約8%；產業數字化規模從21萬億上升到43.84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4.78%。三是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加快發展，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為我國數字貿易提供了核心技術。2023年我國GDP增長5.2%，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55194億元，增長11.9%，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2024年1～8月我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1%，遠高于同期的工業增加值。四是我國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為數字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截至2024年8月末，我國5G基站總數達到404.2萬個（見圖3），5G移動電話用戶達到9.66億戶；我國整體算力穩步增長，居全球第二位，為我國數字貿易發展提供了新動能。
跨境電商發展迅速，成為推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力量。一是跨境貿易實現快速增長。近年來，跨境電商已經成為我國外貿發展的新動能、轉型升級的新渠道和高質量發展的新抓手。跨境電商運作模式日益豐富，不僅局限于B2C（企業對消費者）模式，B2B（企業對企業）和C2C（消費者對消費者）模式也不斷擴展，其不僅簡化了供應鏈，還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我國的中小企業能夠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二是我國電商平臺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我國跨境電商不僅使中國品牌在國際市場樹立了良好形象，還為全球消費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購物體驗。中國電商巨頭，如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等，不僅在國內市場占據大量市場份額，還通過國際化戰略快速拓展全球市場。三是跨境電商推動中小企業的全球化發展。跨境電商平臺為商家提供了直接接觸全球消費者的機會，大大降低了商家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通過入駐跨境電商平臺，許多中小企業得以快速擴大國際市場份額，打造國際品牌。這不僅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促進了國內產業的升級和創新。據統計，全球超過30%的跨境電商交易來自中國的中小企業，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小企業的全球化擴展以及中國外貿的高質量發展。
數字貿易競爭力不斷提升，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全球影響力不斷增強。一是數字服務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一方面，我國的數字服務貿易涵蓋軟件開發、信息技術服務、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內容創作等多個領域，近年來實現了快速增長。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我國數字服務進出口總額達到3666億美元，同比增長3.5%，較上年上升0.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占全球比重逐年提升。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我國數字服務貿易出口占全球比重為4.9%，相比2019年上升1.6個百分點。二是全球性科技企業不斷崛起，在全球數字服務貿易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華為、阿里云、騰訊等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成為全球數字服務市場的重要參與者，通過輸出技術和服務，增強了中國的全球科技競爭力，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數字服務貿易中的話語權。華為在全球5G網絡建設中的領先優勢，使其在全球數字基礎設施領域占據了重要地位。通過技術輸出和國際合作，華為在全球多個國家推動了5G網絡的建設，為全球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基礎設施保障。三是數字內容輸出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除了技術領域，中國在數字內容和文化傳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國的影視、游戲、音樂等通過全球化平臺走向國際市場，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其中，中國的游戲產業在國際市場的表現尤為亮眼，全球用戶通過各大數字平臺了解、購買和使用中國的游戲產品。
數據流通與國際合作不斷深化。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全球化走向縱深。我國在5G網絡、數據中心和云計算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全球數字貿易的擴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23年，中國已建成超過337.7萬個5G基站，覆蓋全國主要城市及部分農村地區，成為全球5G網絡建設的領跑者。同時，我國的數據中心建設也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顯著進展。通過在多個國家建立數據中心，中國的科技公司為全球用戶提供了低延遲、高效能的數字服務。中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不僅提升了國內的數字貿易能力，也推動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二是國際數據流動與合規性不斷提升。隨著數字貿易的發展，數據安全與數據跨境流動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中國在有力保障數據安全的同時，積極推動數據跨境合規化流動。2021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以下簡稱《數據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為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數據合規性提供了保障，有效維護了數據安全，增強了國際市場對中國數字企業的信任，有利于中國企業全面參與全球數字貿易，在國際數據治理中占據主動。同時，這些法律框架也為跨境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促進了國際合作的深化。三是國際合作與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加快推進。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我國與共建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輸出和跨境電商合作，區域內數字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例如，中國在非洲和東南亞的數字經濟合作項目，不僅提升了這些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水平，還為當地市場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點。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版圖中的影響力持續擴大。這種國際合作不僅為中國數字貿易的擴展提供了廣闊市場，也為全球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注入了新的動力。
數字貿易的全球參與度和話語權不斷提升。一方面，我國數字貿易的全球市場份額逐年增長，特別是在跨境電商和數字服務領域表現突出。2023年我國跨境電商出口額占全球總出口額的30%以上，成為全球數字貿易的重要推動力量。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發展壯大，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增強了中國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特別是在世貿組織、G20等國際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出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在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稅、知識產權保護等關鍵議題上積極發聲，推動全球數字貿易治理朝著更加開放、公平的方向發展。
金融基礎設施加快完善，為數字貿易發展注入新動能。一是我國金融科技水平不斷提升，服務數字貿易的能力不斷增強。數字技術的快速演進為金融數字化轉型注入充沛活力，金融科技逐步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2023年全國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達到555.33萬億元，同比增長11.15%；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工具的用戶數已超過10億，為數字貿易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支付環境。二是跨境金融服務能力顯著增強。近年來，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規模不斷擴大。2023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52.3萬億元，同比增長24.1%。金融機構積極推出針對跨境電商的金融服務，如跨境支付、貿易融資和保險產品，支持數字貿易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截至2024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共與42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超過4.1萬億元人民幣。三是數字金融監管框架逐步完善。《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頒布實施，為數字金融和數字貿易提供了法律保障。2022年，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明確了數字金融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推動了數字金融的規范化發展。四是數字人民幣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數字人民幣試點自2020年啟動以來，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截至2024年7月，數字人民幣試點范圍覆蓋17個省（市），試點地區累計交易金額7.3萬億元。數字人民幣在零售支付、跨境貿易等領域的應用場景日益豐富，推動了數字貿易的便利化和高效化。
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近年來，我國數字貿易蓬勃興起，展現出強大的發展韌性，對全球貿易的模式、結構、規則產生深刻影響，已成為全球貿易增長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還面臨著不少挑戰，尤其在發展水平和制度型開放方面，亟需進一步提升和完善。
整體發展水平有待提升。中國既是數字經濟大國，也是對外貿易大國，發展數字貿易兼具良好的產業基礎與廣闊的市場空間。近年來，我國數字貿易總體規模不斷擴大，但仍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其一，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存在“數字鴻溝”。一方面，我國產業數字化發展不夠均衡。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2023年，我國一、二、三產業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10.78%、25.03%和45.63%，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且農業的數字化程度相對較低。二是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存在一定地區差異。數字經濟展現出的強勁動力為我國農業農村的跨越式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專業數字人才緊缺、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現實障礙使得鄉村地區數字化發展整體滯后，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難以惠及廣大農民。截至2023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77.5%，而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6.5%。三是我國數字貿易的區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相對成熟，中西部地區則相對滯后。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2022年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48.6%，而中西部地區為25.4%，在數字貿易中的競爭力較弱。以跨境電商為例，2022年，全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達2.11萬億元，其中超過70%的交易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城市，中西部地區占比不足10%。
其二，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較低，創新能力不足。數字貿易的競爭力高度依賴技術創新和企業數字化水平。中小企業在我國數字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其數字化水平和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發布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報告（2023年）》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中小企業數字化普及率為31.2%，相比發達國家中小企業的普及率仍然較低。約有60%的中小企業表示面臨資金和技術障礙，難以實現數字化轉型。此外，中小企業在新興技術應用方面（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明顯滯后，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在數字貿易中獲得更高的市場份額。
其三，國際競爭力有待提升。一方面，我國數字貿易的規模還相對較小。商務部發布的《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4》相關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進出口額3859億美元，同比增長3.5%。雖然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占比逐年上升，但是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貿易國際競爭力仍顯不足。在數字服務出口方面，2022年我國數字服務出口規模為2089.1億美元，同比增長7.2%，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但與美國和歐盟相比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我國數字貿易總量大，但大部分集中在中低端服務領域，尤其在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領域，如知識產權、專利技術和研發服務出口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我國知識產權進出口總額占整體服務貿易的比重只有6.1%。
其四，數字核心產業相對薄弱。雖然我國在5G、云計算、大數據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在核心技術領域對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程度的依賴。以半導體為例，2023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總額達到4131.5億美元，盡管本土芯片制造業逐步增長，但自給率仍不足30%。產業基礎和產業技術上的短板使我國在某些領域處于弱勢地位，一旦國際貿易中出現對相關技術進出口貿易的封鎖，核心技術就會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卡脖子”問題，給產業鏈供應鏈帶來一定風險。
制度型開放水平有待提升。當前，我國數字貿易開放程度還不夠高，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等方面存在不少制度短板，在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也有待進一步提升。
其一，數字貿易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完善。我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進程相對緩慢，現行法律體系仍然無法完全適應快速變化的數字經濟環境。雖然《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頒布實施，但在數字貿易具體實施層面仍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我國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的制度設計與現行國際規則仍存在一定差距。數據跨境流動問題是當前全球數字貿易領域的核心議題之一。據統計，我國數據跨境流動量在全球占比超過20%，但涉及數據跨境的法律合規問題卻給我國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布的關于跨境數據流動與企業合規的調查報告指出，約67%的中國企業認為當前數據跨境流動政策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合規成本和運營風險。
其二，我國在國際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有待提升。盡管我國是全球數字貿易的重要參與者，但在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參與度和影響力相對較弱。數字貿易的規則制定目前主要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數字貿易協定，均由發達國家主導。當前，歐美國家在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稅收、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中占據主導地位，而中國則更多處于被動局面，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
其三，數據跨境流動的制度壁壘較高。數據跨境流動是數字貿易的一個核心問題，但由于各國對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的標準不同，數據跨境流動面臨諸多制度壁壘。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相對嚴格，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企業在進行數據跨境傳輸時需獲得政府審批或采取其他合規措施。盡管這些規定加強了對數據隱私的保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在數字貿易中的運營成本，尤其在與跨國企業的數據交換和合作方面，使企業面臨較大的合規壓力。根據商務部發布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22）》相關數據顯示，超過60%的跨境電商企業認為數據跨境政策對其開展業務造成了不便，尤其是在與歐美國家進行數據合作時，企業數據合規等成本使得企業的運營成本普遍增加了15%～20%。
其四，跨境電商面臨一定政策和制度障礙。跨境電商是我國數字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跨境電商在支付、物流、稅務等配套政策方面仍面臨不少問題和障礙。例如，跨境支付方面，由于中國的支付平臺（如支付寶、微信支付）在全球范圍接受度有限，許多中小跨境電商企業在結算環節仍需要依賴國際支付系統，如PayPal或VISA，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在物流方面，跨境電商的國際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且時效性較差，不利于中小企業提高品牌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跨境金融監管協調有待加強。跨境數字貿易涉及多國法律法規，目前缺乏統一的國際監管標準。企業在跨境支付、結算和數據傳輸等方面面臨復雜的合規要求，無形中增加了運營成本和風險。相關調查顯示，2022年，有近30%的跨境電商企業反映在合規方面遇到問題或困難。
發展數字貿易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國內外多重挑戰。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加等外部壓力，加之國內經濟結構性轉型的需求，使得中國發展數字貿易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數字貿易不僅能夠為中國經濟注入新動力，也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和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之舉。
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傳統產業的增長空間逐步收窄，制造業和服務業亟需數字化升級。發展數字貿易，可以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如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提升生產效率、優化供應鏈管理，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一是提升產業鏈競爭力。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更優位置。以跨境電子商務為例，數字技術使中國企業可以直接面向全球消費者，縮短了中間環節，增加了利潤空間。二是推動服務業數字化升級。我國數字貿易涵蓋軟件開發、信息技術外包、數字營銷等多個領域，數字貿易發展將加速服務業的現代化進程，為中國經濟提供更多增長點。
積極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新冠疫情后全球經濟復蘇疲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特別是部分歐美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和貿易管制政策。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發展數字貿易有助于中國擺脫對傳統貿易模式的依賴，增強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一是開拓國際市場。數字貿易打破了傳統的地域限制，使企業能夠更靈活地進入國際市場。通過電子商務平臺，中國企業可以觸及歐美、東南亞、非洲等多個市場，從而有效分散地緣政治和貿易摩擦帶來的風險。以東南亞市場為例，阿里巴巴、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通過投資和布局，增強了其在該地區的市場影響力，數字貿易成為拓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市場的重要途徑。二是推動外貿模式創新。傳統外貿主要依賴制造業供應鏈和物流，而數字貿易通過跨境電商和數字平臺直接連接全球消費者，減少了國際貿易的中間環節。通過數字化外貿模式，企業可以通過靈活的供應鏈、定制化的產品和服務，快速應對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
加速技術創新，推動建設科技強國。數字貿易的發展需要數字技術的支撐，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而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也會反過來推動技術創新，促進我國的科技進步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一是促進技術自主創新。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我國還面臨不少“卡脖子”難題。發展數字貿易，有利于推動云計算、人工智能、跨境支付等領域的技術自主創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2023年我國云計算市場規模達到616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5%，為加快數字貿易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強大支撐。二是促進數字產業鏈形成。數字貿易的發展帶動了從基礎設施到應用場景整個數字產業鏈的升級。例如，5G網絡的廣泛應用為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無人駕駛等新業態提供了可能。
推動國內消費升級，提升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消費增長放緩和總需求不足的雙重挑戰。數字貿易，尤其是國內電子商務和跨境電商的發展，能夠有效推動消費升級，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一是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數字貿易能夠打破地域限制，為消費者提供全球范圍內的商品和服務選擇。通過電子商務平臺，消費者可以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這不僅提升了消費者的購物體驗，也促進了消費升級。二是激發新消費模式。數字貿易通過創新消費場景和互動模式，激發了潛在消費需求。直播帶貨、社交電商、社區團購等新型消費模式的興起為國內消費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2023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超過4.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速達到35.2%，成為國內消費增長的新動力。
參與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國際話語權。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在全球競爭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數字貿易的規則仍在不斷演變和發展，中國必須提升在全球數字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特別是數據安全、跨境電商、數字稅等關鍵領域的規則，能夠形成有利于本國的國際標準，同時為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貢獻“中國方案”。一是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是各國利益博弈的結果。目前，美國、歐盟在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稅等領域已經開始構建新的規則框架。例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數據跨境流動和數據保護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加強與國際組織的合作，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有助于推動形成體現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訴求的規則體系。二是提升國際話語權。數字貿易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家安全問題。通過深入參與全球數字貿易，有利于中國在數據安全、數字主權等議題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國家利益，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的包容性發展。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發展數字貿易有助于促進國內外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數字貿易通過推動國內產業升級、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能夠有效促進國內外經濟的良性互動。一是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數字貿易可以通過跨境電商平臺將國內優質產品快速出口到全球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同時，國際市場對中國的需求也可以通過數字平臺傳遞到國內市場，從而形成國內外市場的良性循環。二是提升供應鏈韌性。利用大數據技術能夠提高供應鏈業務效率和降低成本，實現供應鏈數據優化，提升供應鏈的靈活性和韌性。近年來，新冠疫情的暴發對供應鏈產生了較大影響，傳統供應鏈受到沖擊，而數字貿易能夠通過平臺經濟和跨境物流系統，快速響應國際市場需求，增強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提升。數字貿易的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動力。一是數字貿易規模的擴大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基礎。數字貿易的蓬勃發展，使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使用需求增加。跨境電商平臺的興起，吸引了全球消費者和商家參與，全球企業對于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的接受度和意愿逐步增強。二是數字貿易平臺推動人民幣計價和結算。中國的跨境電商平臺積極推廣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借助數字平臺的全球影響力，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頻率和范圍得到進一步提升和擴大。隨著更多國際交易通過數字平臺完成，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主動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以降低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
建設數字貿易強國的政策建議與實踐路徑
推動貿易強國建設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應有之義，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其中，數字貿易將賦予貿易強國建設新動能和新優勢。建議從完善法律與監管體系、優化市場準入與營商環境、推動技術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數字貿易人才培養、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應用等方面出發，加快推進數字貿易強國建設。
完善法律與監管框架，保障數字貿易可持續發展。首先，進一步加強數據跨境流動的法律保障。數據是數字貿易的重要資產，數據跨境流動在全球數字經濟中占據核心地位。我國現已出臺《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數據保護和數據安全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但在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則制定和制度保障方面仍需進一步細化。一是制定數據跨境流動管理細則。根據《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進一步細化數據跨境流動的管理規則，明確數據傳輸的審批程序、監管標準和合規要求，減少企業在數據跨境流動中的合規成本和不確定性。二是推動數據跨境流動治理與國際規則接軌。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特別是在數據隱私保護和數據跨境流動方面與歐盟GDPR等國際標準保持一致。通過雙邊或多邊協定，推動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的協調，促進數據跨境有序流動。其次，進一步健全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知識產權保護是保障數字貿易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內容、軟件、算法等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需求日益增加。一是加強數字內容和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針對新興技術，如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確保這些技術成果在國內外得到有效保護。二是打擊跨境侵權行為。加強國際合作，建立跨境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通過技術手段和法律手段打擊數字貿易中的侵權行為，特別是在跨境電子商務中的知識產權侵權現象。最后，完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稅收制度。數字貿易，特別是跨境電商的發展，涉及復雜的稅收問題。當前，我國的稅收征管體系是針對單一納稅主體的經濟活動而構建的，對納稅人的收入來源和性質有著明確規定。數字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模式的空間限制，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稅收公平性、稅收體系可持續發展和國家治理等方面考慮，我國的稅收制度需要進行相應的變革。一是優化跨境電商的稅收征管機制。通過技術手段（如區塊鏈、AI技術等）提高稅收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確保跨境電商企業的合規運營。二是推進國際數字稅收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稅的討論與制定，推動與各國在稅收征管方面的協調合作，避免重復征稅或稅收漏洞等問題。
優化市場準入與營商環境，推動數字服務貿易加快發展。一方面，擴大數字服務領域的市場準入。數字服務是數字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涵蓋金融科技、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為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必須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是降低數字服務領域的外資準入門檻。在金融、保險、醫療、教育等數字服務領域，逐步放寬外資進入的限制，吸引更多外資企業進入國內市場，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的質量和國際競爭力。二是完善數字服務的監管和合規制度構建。在放寬市場準入的同時，健全數字服務行業的監管和合規制度，確保服務質量的提升和市場的規范運營。另一方面，優化國內數字貿易營商環境。優良的營商環境是吸引企業投資和參與數字貿易的基礎。數字貿易的高效運行有賴于良好制度環境的構建，包括簡化行政審批流程、完善金融支持政策等。一是簡化數字貿易相關的行政審批流程。通過數字政府建設，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提升開辦和經營企業的便利性，提高數字貿易相關業務的辦理效率。二是為數字貿易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通過財政政策和金融工具，為數字貿易企業提供稅收減免、貸款支持等，尤其是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降低其數字化轉型的成本。
加大技術創新與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夯實數字貿易發展基礎。一方面，加大對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提高數字貿易的競爭力離不開技術創新，我國在5G、云計算、大數據等領域已經走在全球前列，但在半導體、芯片等核心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一是增加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政府應繼續加大對芯片、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關鍵技術的投入，支持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推動自主創新，減少我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二是促進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構建產學研深度合作機制，推動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和成果轉化，增強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完備高效的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支撐。雖然我國在5G、物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但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仍然存在。一是加快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政府財政支持和政策引導，完善中西部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包括5G網絡、數據中心、光纖寬帶等，縮小區域數字鴻溝和發展差距。二是推動邊緣計算和云計算平臺的建設。提升我國在邊緣計算、云計算領域的技術研發水平，構建更加高效、低延遲的網絡架構，為數字貿易提供技術支撐。
強化人才智力支撐，促進跨境貿易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完善數字貿易人才培養體系。數字貿易的發展離不開高素質、專業化人才，尤其是復合型人才。當前，我國在數字貿易法律、國際規則、數據治理等領域的人才儲備尚不充分，亟需建立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一是在高校設立數字貿易相關專業。推動高校開設與數字貿易相關的專業和課程，特別是應強化涉及國際數字貿易規則、數據安全與治理等方面內容的教學，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二是實施職業培訓和技能提升計劃。政府應鼓勵和支持企業為員工提供數字化技能培訓，幫助從業人員掌握數字貿易所需的新技術和知識，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引進國際化高端人才。數字貿易技術的快速發展對數字貿易人才提出了新的標準和要求，這要求我們不斷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積極引進全球高端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為數字貿易發展提供智力支撐，推動我國數字貿易產業提速升級。一是加大高端人才的引進力度。通過“人才綠卡”、特殊人才簽證等政策，吸引全球頂尖技術和管理人才來華工作，提升我國數字貿易的國際化水平。二是搭建引才平臺。通過與國際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及企業的深度合作，建立人才交流與合作機制，深化本土企業與國際人才之間的合作，通過技術轉移和管理經驗分享，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提升國際話語權。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相關協定談判。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是全球經貿合作的重要領域。當前，全球數字貿易規則主要由歐美國家主導，中國要在國際貿易規則重構進程中積極參與、主動應對，不斷提高自身制度性話語權。一是積極推進加入CPTPP和DEPA等數字貿易協定的進程。加入CPTPP、DEPA等多邊或區域性數字貿易協定，有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二是推進全球數字經濟標準協調。通過加強與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推動數據流動、隱私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全球標準化，減少跨境貿易的制度壁壘。另一方面，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數字貿易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國拓展國際數字貿易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深化與共建國家的合作，推動區域內的數字貿易發展，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貿易中的地位。一是構建“一帶一路”數字貿易合作框架。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數字貿易合作規劃，推動跨境電商、數字金融、智慧物流等領域的合作，增強區域內的數字經濟聯動發展。二是促進技術和創新共享。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動區域數字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完善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機制，推動安全便捷的跨境交易。第一，擴大跨境試點范圍。一是增加試點項目。進一步擴大數字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跨境支付中的試點范圍。2023年，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東盟國家啟動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有助于驗證數字人民幣在不同法律和監管環境下推廣使用的可行性。二是豐富應用場景。逐步將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從零售支付擴展到貿易結算、投資融資等更廣泛的領域。例如，支持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中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結算。第二，強化國際合作與標準制定。一是推進雙邊和多邊合作。積極與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共同探討數字貨幣的互聯互通和監管協同。2022年，我國與阿聯酋、泰國等國合作，開展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CBDC Bridge）項目，積極探索跨境數字貨幣支付的解決方案。二是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在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中積極發聲，參與數字貨幣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提升中國在全球數字金融領域的影響力。第三，建立安全高效的技術和監管體系。一是加強技術保障。強化數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技術研究，確保其在跨境交易中的高效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利用區塊鏈、分布式賬本等先進技術，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透明度。二是加強監管協調。建立健全數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框架，明確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體制機制。與國際監管機構協作，防范跨境金融風險。第四，推動數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一是國際貿易結算。鼓勵國內外企業在國際貿易中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結算，降低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加強政策激勵，如可通過稅收優惠、簡化流程等，擴展數字人民幣的輸出渠道。二是金融服務創新。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開發基于數字人民幣的跨境金融產品和服務，如跨境貸款、貿易融資和保險等，滿足企業的多樣化需求。第五，提升數字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持續加大數字人民幣的宣傳力度，積極穩妥地推進數字人民幣在境內外的推廣，促進國際社會對數字人民幣的理解與接納。提升用戶體驗，優化數字人民幣錢包的多語言支持和用戶界面設計，提升海外用戶使用的便捷性，為人民幣國際化拓展新的可行途徑。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質性減稅降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ZDA06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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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ing Power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Gong Liutang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d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igital era.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lobal digital trade, China has a strong momentum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global digital trad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is still facing a number of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c liberalization,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further upgraded and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optimize market acces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trad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global digital trade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gital RMB to promote safe and convenient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e country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Keyword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digital trade, data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