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新民
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正在成為主要國家開展戰略競爭的焦點領域和前沿陣地。2021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總書記特別強調，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做好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我們需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落實。
一、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
作為數字經濟關鍵要素的數據，具有供給充裕性、使用共享性、價值疊加性、功能融合性、產權復雜性等新特征，使得數字經濟運行呈現技術主導、數據驅動、業態融合、平臺支撐、時空泛在、規則競合的運行趨勢和規律，對此我們需要準確把握。
（一）充分認識數據要素的新特征
同傳統生產要素相比，作為數字經濟關鍵要素的數據，具有很多新特征，它已經并正在深刻改變著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和經濟發展的趨勢規律。
1. 供給的充裕性。隨著互聯網、傳感器以及數字化終端設備的迅速普及和快速升級，人機物互聯的新時空正在成型，普適計算使得人們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獲得并處理數據，“萬物皆互聯、無處不計算”將成為常態，從而帶動數據加速度、指數級增長。據國際數據集團（IDC）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每年產生的數據將從2018年的33ZB增長到2025年的175ZB（1ZB相當于1.1萬億GB）。數據生產源源不斷，供給極大充裕，數字經濟增長源動力不再有陷入枯竭之虞。同時，數據賦能使得土地、資金、勞動力等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要素的稀缺性。
2. 使用的共享性。很多數據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可以被不同人在同一時間使用，且不會降低數據的質量或容量，其共享特征十分明顯。當然，有些經過加工的數據具有排他性。如一些媒體信息終端采取付費形式，只有付費會員才可閱讀，但排除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因此，數據開放和軟件開源勢將成為全球主流。此外，數據傳播和使用不僅能跨越時空，而且邊際成本接近于零。數據資源的有序流動和均衡共享，勢將推動全社會經濟福利和公共福利水平大幅提升。
3. 價值的疊加性。數據不僅具有可無限復制、反復使用且不會發生損耗的特性，其使用過程還會賦予數據更多的信息和價值。數據使用的頻率越高、范圍越大，使用者通過使用、遺留、改造等方式產生的新數據就會越多，從而形成數據數量的持續累積和數據價值的疊加傳遞。人類通過對這些數據的交換、整合、分析，可以驗證已知知識、發現未知知識（驗證經驗知識和理性知識、發現大數據知識這一新知識形態），數據價值將由此實現由信息價值向知識價值的躍升，數字經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應將會加倍釋放。
4. 功能的融合性。數據能同其他生產要素不斷組合迭代和交叉融合，數據流引領技術流、物質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趨勢日益明顯。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環節，數據要素往往同其他要素融合在一起發揮效應，從而加速產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進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比如，數據要素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深度融合，將不斷催生智能機器人等“新勞動力”、金融科技等“新資本”、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受此影響，人類經濟社會運行效率也將大幅提升，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迭代會進入快車道。
5. 產權的復雜性。在當今萬物互聯時代，人的數據、物的數據、機器數據不停涌現且相互交織融合，數據產生的主體和記錄處置的載體緊密聯結，但兩者往往歸屬不同，而且數據個體產生和數據集成使用的矛盾始終存在，導致數據產權多為不完全產權，即產權關系很難被清晰界定。比如，在網絡購物中，用戶的點擊、瀏覽、購物歷史等數據均被網絡平臺所記錄，平臺作用巨大，理應獲得部分產權；但這些數據同用戶的隱私息息相關，相關平臺在處置這些數據時理應事先得到用戶同意，并實行合理的利益分配。而目前尚未形成具有共識性的數據權屬理論和行業實踐，這就給數字經濟治理和社會生活治理帶來新的挑戰。
（二）深刻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
數據要素的新特征決定著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需要我們深刻認識、準確把握、順勢而為。
1. 技術主導，智能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數字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應用最廣泛、輻射帶動作用最強大的領域，一大批數字技術的創新突破，使得“云（云計算）+網（互聯網）+端（用戶端）”協同成為新的基礎設施，極大提高了數據獲取、傳輸、處理能力，加速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隨著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持續演進，數字經濟必然走向人工智能經濟，經濟組織的平面化、分布式、自驅動特征明顯。有專家預言，人類將在2045年迎來“計算機智能超越人類智慧”的一個奇點。
2. 數據驅動，數據的關鍵地位和戰略價值日益凸顯。數據成為關鍵要素和新型資源，并對其他要素產生賦能、聯通、聚變效應，驅動數字經濟指數級增長，進一步發展數字生產力。同時，通過挖掘提煉數據，并進行多維度多領域的數據分析，可以揭示單一數據無法展示的規律，助力實現精準決策和科學治理，進一步解放數字生產力。未來，將被賦予“語義”的“元數據”會自動檢索和集成網上信息，實現本質關系上的數數相聯，從而實現從數據到知識的快速轉化。所以，數據被譽為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戰略核心資產和主權，“數實力”（對數據和互聯網的掌控力）勢將成為繼硬實力、軟實力、銳實力之后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3. 業態融合，企業邊界和行業邊界日益模糊。技術跨界創新推動產業跨界融合，數據要素的流動性催生經濟的融合性。特別是數字技術同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技術的交叉融合，使得虛擬經濟同實體經濟、產業之間、企業之間的融合性明顯增強，產供銷一體、上下游協同勢將成為數字經濟的新形態和新常態，企業邊界、行業邊界逐漸模糊，開始形成全納產業鏈和無邊界組織。企業形態將由科層制向扁平化、由封閉式向無邊界轉變，催生新的創新體系、生產方式、產業形態，推動構建覆蓋全產業、全要素、全環節的開放價值網絡。
4. 平臺支撐，驅動平臺經濟成為數字經濟的主要形態。平臺是數字經濟時代協調和配置資源、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匯聚的核心支撐，不僅直接提供產品和服務，而且發揮優化再造供應鏈流程、智能化匹配產供銷的巨大功能，從而推動各類要素資源和市場主體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即時性的點對點和多對多的聯結，提高了資源配置利用的效率。互聯網平臺新主體的快速涌現以及平臺間的有機聯合，勢將進一步推動供應鏈和產業鏈由傳統的線性關聯轉變為網絡化交互協作，實現跨地區、跨領域、多主體的共競共生，使得平臺經濟成為數字經濟的主要形態和中堅力量。
5. 時空泛在，推動形成人機物三元連接的新時空。打破時空限制的互聯網，促進了人機物的泛在連接，將物理世界通過數字編碼形式映射到虛擬的網絡世界，形成數字孿生。數字技術同物理世界的進一步融合形成“元宇宙”時代，臉書、微軟等國際巨頭均已積極布局。“萬物互聯、人機互動、天地一體”勢將推動物理世界、網絡世界、人類社會互聯互通，使得傳統產業和經濟運行的基礎從物理世界轉型到三元連接的新世界，使得分布式資源配置、協同性價值網絡、跨時空經濟集合成為可能。數字技術和產品已在社會領域產生深遠影響，正在改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開啟全新的數字文明時代。
6. 規則競合，安全和發展成為各國戰略博弈的焦點。近年來，主要國家都不遺余力加強在數字科技創新、技術標準、國際規則制定等方面的布局，謀求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一方面，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快、發展潛力大，日益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和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領域，于是，主要經濟體紛紛推出于己有利的發展倡議和治理規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將推動形成一個萬物互聯的新世界，并在技術倫理、個人隱私、國家安全等方面帶來諸多挑戰，統籌安全和發展任務更加繁重、競爭日趨激烈。
二、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
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正嚴重沖擊傳統經濟學關于資源稀缺性、信息對稱性、經濟人理性等假設，并挑戰傳統經濟學理論。宜加強分析研究和理論總結，為數字經濟發展和治理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從經濟史來看，每一次新技術和新要素的出現都會重組生產要素，推動經濟學理論大發展。在土地、勞動力成為主要生產要素后，威廉·配第提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論斷，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資本和勞動力成為主要生產要素后，馬克思發現并形成剩余價值理論，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技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后，以技術為新變量和新要素，誕生了創新經濟學。近年來，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原有經濟理論已不能完全適應數字經濟發展實踐，亟待構建新的理論體系。
（一）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學假設帶來嚴重沖擊
傳統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性、信息對稱性、經濟人理性等假設基礎上的，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此構成嚴重沖擊乃至顛覆。
1. 顛覆資源稀缺性。從相對稀缺到較為充裕。稀缺性是經濟學第一原則，一切經濟學理論皆基于該原則。因為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資源要素的稀缺性，使得人們必須考慮如何使用相對稀缺的資源來滿足無限多樣化的需要。換句話說，人們要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做出最優選擇，使得稀缺資源效用最大化，并由此構建起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和理論體系。而數據要素具有非稀缺性特征，勢將對供求關系、價格機制、產業形態等帶來明顯影響，并使得數字經濟理論邏輯同傳統經濟差別明顯。
2. 顛覆信息對稱性。從相對有限到較為完備。現代經濟學認為，受制于獲得渠道等因素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獲得總是有限的，并由此產生決策風險和生產經營風險。而且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還會產生道德風險。但數字技術的擴散和運用，所帶來的數據獲取的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不可篡改性，使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大為拓展、成本快速下降，由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風險也將大大降低，勢將對企業生產經營和政府宏觀調控產生重大影響。
3. 顛覆經濟人理性。從個人理性到社會理性。經濟學假設，每個社會成員的選擇都會趨利避害，以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從而產生殘酷競爭與零和博弈。但數字經濟構建了共生共享、互利互惠的生態圈，各參與方秉持“協同、互利、普惠”的社會理性，推動經濟人理性從個人理性向族群理性、社會理性轉變，合作共贏勢將成為市場主體的主動選擇和價值追求。
（二）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帶來嚴重沖擊
數字經濟已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產生影響，宜系統研究，構建新的理論體系。
1. 宏觀經濟理論層面。數據要素拓展生產函數理論。生產函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各種生產要素組合同所能產生的最大產出之間的關系。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土地、勞動力、資本作為三大要素，而二戰后科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顯現，技術被增列為新要素并被納入生產函數之中。近年來，數據的地位和價值日益凸顯，成為新的生產要素，而且這一新要素供給日益充沛、復制成本接近于零。這在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不僅會改變生產函數，而且會重塑生產關系。
網絡平臺拓展資源配置學說。傳統經濟學認為，計劃和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而在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平臺以自動匹配算法作為技術支撐，對供需雙方進行點對點匹配，這會最大限度減少資源錯配現象，有效緩解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平臺還對客戶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進行深度挖掘、實時感知、快速響應，推動形成一大批數據驅動型企業和商業模式，使得平臺成為繼計劃和市場之后全新的智能化的資源配置方式。
數字貨幣沖擊傳統貨幣金融理論。近年來，快速崛起的數字貨幣，正在改變傳統的金融模式、貨幣形態以及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特別是央行數字貨幣使得央行可以實現對數字經濟全方位、全流程監測，并為貨幣政策創造更具穿透力的直達工具。此外，數字經濟是“代碼”經濟，其運行規則是算法規則。在未來萬物互聯的世界里，內嵌于數字經濟運行全過程的數字貨幣，能自動記錄生產、流通等環節所用的時間，并即時計算出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得各國央行數字貨幣均可錨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擺脫錨定特定貨幣的傳統做法。這不僅可以重構國際貨幣金融理論和全球貨幣體系，而且可以推動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在實踐中得到精準實現。
“即時經濟學”優化宏觀調控理論。傳統宏觀調控主要依靠統計數據，存在時間滯后、樣本不足、數據不全乃至人為失實等問題，影響宏觀調控的精準性和前瞻性。但隨著數字設備、傳感器、快速支付等的無處不在，大數據應用模型日益成熟，世界正迎來一場即時經濟革命，政府準確而迅速觀察和調控經濟的能力將由此而大大增強。同時，數字貨幣、在線監測、智能決策等也極大豐富了宏觀調控工具，既能減少決策錯誤風險，又能使得宏觀調控更精準更前瞻。
2. 微觀經濟理論層面。共享邏輯超越競爭理論。工業經濟時代更多強調競爭，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同質性特性放大競爭效應，優勝劣汰成為市場常態。而數字經濟時代，微觀主體的鏈接性和共生性大大增強，異質化合作和規模化協同大大加強、同質化競爭逐漸弱化。此外，在萬物互聯背景下，作為關鍵要素的數據，人人都是其生產者、所有者、共享者，而且讓渡所有權、共享使用權成為潮流和趨勢，這勢將改變傳統的產權理論、所有制關系、企業合作模式等。有專家斷言，未來所有權價值會變成使用權價值，使用權會優于所有權。
梅特卡夫法則沖擊規模報酬遞減規律。傳統經濟學認為，短期內企業產出增加的比例會大于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從而帶來規模報酬遞增；但在達到一定規模后，企業產出增量會小于要素投入增量，出現規模報酬遞減。而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帶來的企業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且平臺經濟網絡效應明顯，平臺企業實現范圍經濟的條件由產品的相關性轉向基于用戶數量的規模經濟，導致使用者越多則平臺價值就越大。這就是梅特卡夫法則，即平臺網絡價值同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這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原有的規模報酬遞減規律。
“長尾理論”沖擊企業營銷管理理論。傳統營銷管理學認為，商家普遍關注那些在20%的暢銷商品上創造80%收益的客戶群。這主要是由于銷售渠道受限造成的。而基于平臺強大的鏈接能力和海量的用戶資源，平臺企業可以出售那些滿足“小眾”需求的小批量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這就是“長尾理論”。即平臺能把小眾商品和小眾市場匯聚成同主流市場相匹敵的大市場，推動經濟驅動模式從主流市場向非主流市場轉變。因此，數字經濟時代是關注“長尾”的時代，企業營銷管理理論需要進行相應調整優化。
雙邊市場學說沖擊企業邊界理論。美國經濟學家科斯認為，企業是配置資源的一種組織方式，當企業內交易的邊際費用同市場中交易的邊際費用相等時，企業和市場就達到了均衡，這個均衡點就是企業的邊界。而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可以通過平臺進行交易，平臺構成雙邊市場。雙邊市場具有網絡效應、數據及機器學習效應、轉換成本和鎖定用戶效應，會加速市場集中化和平臺跨界化，企業邊界和行業邊界逐漸模糊。這不僅挑戰科斯的企業邊界理論，而且沖擊傳統的壟斷理論。
三、做好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
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是，切實按照“支持發展、推動跨越，前瞻部署、系統推進，以人為本、包容共享，有效治理、維護安全”的基本要求，做好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
（一）明確基本要求
發展數字經濟宜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
1. 支持發展、推動跨越。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第一要務，也是最大任務。宜充分發揮我國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繼續支持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建議集中力量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增強產業鏈關鍵環節競爭力，完善重點產業供應鏈體系，加速產品和服務迭代，加快推動我國從數字經濟大國向數字經濟強國跨越。
2. 前瞻部署、系統推進。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把握發展趨勢和規律，在此基礎上制定實施數字經濟引領戰略，研究出臺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專項規劃和政策舉措，增強支持政策的系統性、科學性、穩定性。完善頂層設計，健全跨部門協調機制，協同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治理現代化。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提高全民全社會數字技能和素養，確保我國始終走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前列。
3. 以人為本、包容共享。堅持數字為民，在明確紅線基礎上實現基礎數據、公有數據、平臺數據全民共享。放大數字經濟開源、開放、共享、共有的價值理念，推動社會分工更加自由、合理、全面，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得數字經濟能夠賦能人和解放人，而不是剝奪人和奴役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消除“數字鴻溝”，防止“贏者通吃”，提升數字經濟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助推實現共同富裕。
4. 有效治理、維護安全。宜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好“紅綠燈”，加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力度，引導督促企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完善激勵約束機制，推動平臺企業主動擁抱政府監管。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把監管和治理貫穿創新、生產、經營、投資全過程，實現大中小企業全主體、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線上線下全時空治理，以確保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二）明晰總體思路
充分發揮我國數字經濟大國優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
1. 壯大增量、優化存量、提高質量。貫通創新鏈和產業鏈，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推進數字產業化進程，加快形成數字產業鏈，壯大數字經濟增量。支持數字技術同產業融合發展向更深層次演進，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推進產業數字化進程，通過增量和存量并舉，持續擴大數字經濟總量規模。旗幟鮮明地支持數字經濟領軍企業發展壯大，堅定不移地支持平臺企業在促進科技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積極作用。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構建自主可控、產研一體、軟硬協同的新一代數字技術創新體系，更加注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推動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基礎前沿技術加快突破，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2. 創新業態、豐富形態、構建生態。繼續支持云計算、大數據等產業發展壯大，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推動移動支付、在線教育、遠程醫療、自動駕駛、數字貿易等數字經濟新業態快速發展，推動孕育形成一批技術創新型、數字賦能型、平臺服務型、場景應用型等標桿企業。鼓勵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加速數字場景應用落地，繼續推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場景經濟、智能經濟等形態不斷創新演進，為數字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推動各類要素資源互聯互通、各類市場主體聚集聚合、各類政策舉措協調協同，支持構建無邊界、柔性化的組織模式，形成跨行業、跨領域、跨主體的數字經濟產業生態系統，支持打造互聯互通的數字經濟生態和共同體。
3. 探索機理、優化治理、遵從倫理。持續加強理論研究，進一步掌握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和運行機理，構建數字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分析范式、政策工具，在全球搶占數字經濟理論研究制高點。宜在把握規律基礎上，秉持包容審慎、敏捷出臺、及時完善、快速迭代的大方向，創新數字經濟治理方式，重點推進數據治理、算法治理、平臺治理的法治化。探索建立“監管沙盒”，在自動駕駛、區塊鏈、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先行先試、落地應用。倡導和弘揚“唯有創新才是打破壟斷最好武器”的理念，引導數字平臺企業更多投入自主創新，攜手中小企業構建創新生態圈。面對數字經濟帶來的智能武器、機器排擠工人、芯片入腦、數字鴻溝、數據偏好和異化等倫理問題，宜參照和遵從聯合國《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倡導科技向善，增進環境友好，提升人類福祉、人權、尊嚴，在數字空間建立同物理空間相一致的數字倫理和道德文明，使得技術、機器同人類成為朋友而不是對手和敵人。
4. 拓展主權、推動平權、反對霸權。數據“無邊界”流動挑戰主權“有邊界”原則，各國力圖主導網絡空間和數據規則的博弈日趨激烈。宜拓展網絡空間和數據主權，堅定捍衛獨立權、平等權、自衛權、管轄權四個基本權力，持續增強數據資源的獲取、配置能力以及對數據霸權的制衡反擊能力。順應各國人民發展數字經濟普遍訴求，倡導數據平權，在全球公平分配互聯網基礎資源，共同管理互聯網根服務器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支持發展中國家建設新型基礎設施，縮小數字鴻溝、共享數字紅利。可主動倡導在聯合國框架下制定各國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和國家行為規范，確立國家及各行為主體在網絡空間應遵循的基本準則，堅決遏制美西方意圖將其在國際格局中的主導支配地位延伸到數字世界。
（三）做好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
基于以上考慮，建議黨和國家盡快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加強形勢研判，抓住機遇，贏得主動。
1. 完善統籌協調機制。研究充實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職能，加大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大技術、重大工程、重大事項的統籌調度。抓緊制定“十四五”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專項規劃，建立政策清單、任務清單、責任清單，加強資金、人才等配套政策建設。
2. 建立開放合作機制。以自主性開放（尊重各國國情和發展差異）、模塊式合作（提供多領域、模塊化、可選擇的合作清單）、包容性參與（不得歧視限制特定國家）為導向，積極引領數字領域的全球治理規則制定，深化數字經濟全球分工合作，促進數據、數字商品和服務跨境流動。
3. 健全試錯容錯機制。以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為契機，加快數據權屬、開放和流動、數字市場公平競爭、網絡安全等領域的體制機制建設，尤其宜探索建立試錯容錯機制，營造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4. 成立專門決策咨詢委員會。基于數字經濟發展的趨勢和形勢，組建高層級跨學科的決策咨詢委員會，在前沿技術發展、理論研究、倫理建設、戰略設計、力量布局、政策優化等方面為黨中央建言獻策，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參考。
（劉新民，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研究局副局長，此文發表于《學習與研究》雜志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