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需求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從中長期考察經濟增長，還必須關注生產和供給因素，這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重要的方面。從生產和供給角度分析，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變。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的關鍵一招。但也必須認識到市場機制的不足。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治理市場引發的需求收縮，有效擴大內需，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逆周期調節作用。

關鍵詞:有效投資 擴大內需 國內市場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 F81 【文獻標識碼】A

內需與宏觀經濟供求總量的關系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兩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需求不足反映的是宏觀經濟供求總量失衡，即社會總供給大于總需求，表現為普遍的產能過剩、要素資源過剩（例如就業不充分、貨幣資金空轉等），今年制造業月度pmi指數相關調研，反映需求不足的企業占比超過60%。需求不足及其背后的宏觀經濟供求總量失衡，在市場機制引導下會持續加強，會導致經濟增速下降。如果宏觀經濟政策未能及時介入，經濟增長就可能出現大起大落，甚至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如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

從宏觀和整體分析國民經濟運行，必須依據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和運行的實踐。馬克思認為，社會再生產是各個環節相互聯系、互為條件、周而復始的運作過程。從經濟活動實踐出發，生產形成供給、分配與投資、消費形成需求；市場調節下，供給與需求通過交換對接，一方面使商品銷售者獲得價值，一方面使商品購買者獲得使用價值。而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可持續，與交換活動的總體順暢度密切關聯，因為其決定著全部企業獲得營業收入并保持資金順暢循環的比重和程度。

從宏觀和整體看，經濟增長也是總供給和總需求互為條件、共同運動，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動態過程。馬克思指出：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馬克思還指出，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在考察供給與需求關系時，既要注意生產和供給對需求的重要作用，例如形成就業與收入，利潤和投資；也要注意需求形成的相對獨立性。例如特定生產和分配關系的增長對就業和收入增長的作用，對積累和投資的作用；以及其它影響市場需求的因素，例如寬松或者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房地產限購、限貸政策等。從經濟增長歷史看，相較生產和供給結構變化，需求的變化更為活躍、需要的時間更短，因此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扮演著更為主要的角色。

2010年以來，受國內外復雜因素綜合影響，我國經濟總需求增速持續放緩。外部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影響，我國出口增速波動下行（美元口徑出口增長率2010年為31.3%，2023年為-4.6%）；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特別是城鎮化推進中存在的不平衡，會使投資增速下降，如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2010年為33%，2023年為-9.6%），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2010年為30%，2023年為6.5%），投資增速下降（2010年為20.4%，2023年為2.8%）。出口和投資增速下降引起了總需求增速放緩，約束經濟增速放緩，使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其中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使消費需求增速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10年增長18.38%，2023年增長7.2%）。消費、投資、出口等三大需求的持續下行，使需求不足對企業生產活動的制約持續加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需求增速持續放緩的制約下，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3%降低到2023年的5.2%。與此同時，企業、居民、政府收入增速大體同步下降，收入增速下降影響了企業投資、居民消費的能力和信心，進而使需求增速進一步下降。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變

需求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從中長期考察經濟增長，還必須關注生產和供給因素，這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重要的方面。馬克思指出，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從生產和供給角度分析，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變。

生產和供給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經濟發展過程的不平衡，這會蓄積強大的內部結構變化能量。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一個不同處是，我國在較短歷史時期內突飛猛進地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起步，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效地聚集了必要的起步資金，并依靠計劃配置資源方式，集中發展重工業，快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制造業體系，使中國從農業國快速轉變為工業國家。

這一過程中工業內部結構（輕重工業比例），工業化與城鎮化步伐等方面，也蓄積了一定的結構失衡問題。而這些恰恰為改革開放后市場引導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提速提供了必要條件。隨著市場引導的生產和供給數量型快速擴張以及普遍短缺情況的消除，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從“有沒有”的高速增長階段跨入“好不好”的高質量階段。但結構變化潛能并未減弱。最明顯的就是收入分配結構的差距，也包括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這些差距在市場調節的經濟持續高增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在14億人口大國迅速崛起中不可避免。而對這些差距的調整也將繼續成為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強大的內在發展動能。因此，在現代化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必須要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獨有特點，必須要避免比較研究中不注重樣本可比性、將比較研究歸納性結論普遍化的錯誤做法（例如依據發達國家人均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經濟增長率普遍下降的現象，判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到6%以下的觀點）。

還要看到，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努力，我國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已經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當前我國已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鋼鐵、電力、汽車、電腦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首位。我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施工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從全面高質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現代化城鄉體系、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現代化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體系等多個方面看，我國擁有前所未有的強大生產和供給能力。在強勁的內部結構變化潛能推動下，這些生產和供給能力可以確保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不會出現供不應求，不會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

這里要澄清一些觀點：

第一，有觀點僅僅根據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年齡（16-59周歲）人口減少判斷中國人力和人才資源供給出現拐點，進而得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降低。這一觀點并沒有考慮到中國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存量規模。2023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8.65億人，當年城鎮就業人口4.7億人，農民工2.97億人（增長0.6%），外出務工農民工1.76億人（增長2.7%）；當年應屆本科畢業生1047萬人，中等專科畢業生537萬人。綜合看，如果減去8000多萬務農的勞動年齡人口（隨著農業機械化、規模化、智能化水平提高，這方面需要的人力資源會繼續減少），就業人口達7.4億人左右。從應屆畢業生和外出務工農民工增量（2023年為366萬人）看，當年新增就業人口超過1800萬人。按照每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提供200多萬個就業崗位看，實現充分就業目標，經濟增長率需要達到8%以上。這表明，支持中國生產和供給持續較快增長的人力人才資源供給條件仍然較好。

第二，從技術引進模式來看，有觀點認為中國在應用技術供給方面，正在從后發優勢轉向后發劣勢，進而判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考察中國的技術引進，必須要認識到，歷經數十年的技術引進，中國并未停留在“買買買”層面，而是不斷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技術引進過程也是中國持續學習和趕超世界技術進步潮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形成和壯大了在應用技術方面的研發供給能力。2023年中國研發（R&D）經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4%，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全年有效實用新型專利注冊1213萬件，較上年增長11.9%，遠高于主要發達國家。此外，中國的國民總儲蓄率保持在45%左右，遠高于日本（28%左右）和美國（18%左右）。綜上，中國的生產供給能力增長，在人力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面，均具備較好條件。據此測算，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仍然在8%以上。

第三，還需要澄清的一個觀點是，依據供給學派理論構建的生產函數，以及據此得出的中國資本投入產出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并由此導致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觀點。供給學派理論建立的重要前提是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因此考察經濟增長只需要關注生產和供給，不需考慮需求因素。與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比較，容易發現其對社會再生產復雜運動過程認識上的片面性。依據這一理論構建的生產函數公式為：經濟增長=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全要素投入。如果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依靠這一函數的解釋就是勞動生產率下降、資本投入產出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由此得出的投入產出系數變化，還被用來推測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從本文的分析可知，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放緩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縮，而且其并未改變中國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因此，將需求收縮引起的經濟增長率下降誤解為勞動、資本和全要素投入產出效率下降，并據此推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一個理論和方法上的錯誤，由此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產生的誤解必須徹底澄清和糾正。

綜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仍然具有強勁的結構變化潛能，仍然具備強大的生產和供給增長能力，仍然擁有由14億人口美好生活需求持續釋放所推動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巨大需求潛力。正如今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并未改變。

以政府、市場共同作用有力有效擴大內需

針對需求不足問題，著力點必須放在內需。中國的總需求中，內需是大頭。2023年消費品零售額47萬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51萬億元，出口（人民幣口徑）23.8萬億元，內需（消費加投資）占比超過80%。2020年4月17日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這也是全面暢通國內大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舉措。

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的關鍵一招。但也必須認識到市場機制的不足。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在宏觀經濟供求總量運動中，市場機制存在放大總量失衡的缺陷。具體表現為：當總量供不應求時，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持續上漲，推動供給加快擴張，進而形成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當總量供大于求時，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持續回落減緩收入增長、減弱市場信心，持續抑制需求增長，進而形成經濟過冷和需求不足。因此，治理市場引發的需求收縮，有效擴大內需，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逆周期調節作用。

政府支出依靠的是財政資金支持，而國家信用支撐的財政資金規模具有很大的可調整性。這是由于財政收支平衡既可以是年度，也可以是中長期跨年度。例如發行20年、30年、50年期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就是中長期跨年度平衡。基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巨大增長潛力，若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有效扭轉需求不足局面，則中國經濟就會進入持續回升向好軌道，使增速保持在潛在增長率附近（8%左右）。若經濟年均增長7.2%，則經濟總量10年可實現翻番。如此看，20年后我國經濟總量將是目前的4倍，名義GDP將超過500萬億人民幣，與之同步，財政收入規模將超過80萬億人民幣。可見，未來幾年若根據逆周期調節扭轉需求收縮的需要，超長期特別國債即使發行規模持續保持在10萬億元以上，中長期的財政收支平衡仍然有可靠保證。所以中國政府依靠國家信用擴大支出的能力巨大，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手段充足。

擴大政府支出，要嚴格避免行政事業費支出的擴大，在各方面收入壓力較大時，政府必須要過緊日子。也不能通過大規模發券擴大消費。其一因為我國人口規模巨大，如果按每人每月1000元發放，年度支出規模就將達到16.8萬億元。而這樣的發放水平對促進居民收入預期持續增強，力量仍顯不足。在拉動基本生活消費品方面會顯現成效，但對拉動汽車、住房等大宗消費，效果有限（例如承擔房貸月供）。故其對產業鏈帶動作用可能并不理想。其二是會形成“不干活也拿錢”的風氣，這對于企業加強團隊建設，提高生產效率十分不利。特別是，會對社會生產和供給能力產生持續沖擊，進而引發通貨膨脹風險。馬克思指出，社會再生產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那是自明之理。綜上，擴大政府支出的重點，只能放到公共產品建設投資方面。

市場調節條件下，社會產品的供給大體可分為商品（包括服務）和公共產品（包括公共服務）等兩類。其生產建設的模式有重大不同。商品生產、商業性投資，必須堅持經濟核算原則，必須注重產品和工程項目的經濟回報率；公共產品生產和建設，則更突出產品和項目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注重其給全體人民帶來的當前和長遠的使用價值。例如保障水運行安全的各類水利設施，確保城市地下管網安全的地下綜合管廊網絡，確保城市群高速便捷通行安全的一小時交通網絡，確保全國交通、能源供給、網絡等設施安全運作，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普惠性、公益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設施等等。這些大都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都不宜把經濟效益和投資回報率放到首位，否則其公益性就會受到削弱，就可能偏離當前和長遠整體利益的目標。因此，公共產品建設應該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在高速增長時期，由于供給數量型快速擴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產品高起點、適度超前的建設活動，使我國城鄉基礎設施體系、公共服務體系整體處于追趕最緊迫需求狀態。在市場機制引導企業投資、居民消費等需求收縮時，更加需要考慮項目使用價值，考慮對具有穩當前和保長遠作用的政府公共產品的投資，這也是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主要抓手。

抓好公共產品建設投資，應使各級政府有錢可用、有充分的項目儲備。必須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強化規劃銜接落實機制，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基礎作用，增強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實施支撐作用。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在當前貨幣政策力度顯著加大的同時，財政政策應及時跟進，確保一致性：第一，化解地方債要立足經濟發展，要在經濟回升向好中尋求化債空間，防止把化債放到首位而抑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能力；第二，顯著擴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通過轉移支付有力支持地方政府公共產品建設投資。要把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放到各級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抓緊、抓好、抓出成效，使我國公共產品全面提質升級邁出堅實步伐，有效擴大市場需求、扭轉需求收縮趨勢，有力助推城市群為主體的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的現代化，有力促進共同富裕，盡快引導我國經濟進入持續回升向好的新增長周期。

【本文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