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保障，需要把握好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順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為發揮創新主導作用創造更加優越的制度環境，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供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重點任務是，在科技體制、新興領域制度供給、要素市場化配置、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高質量主體培育、高水平開放等領域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發展，以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新型生產關系 科技創新 體制機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3.008
【作者簡介】劉志成，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咨詢部綜合形勢處處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市場運行、體制改革。主要著作有《我國競爭政策實施的思路與路徑研究》（合著）、《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本思路與重點舉措》（論文）、《要素市場化配置的主要障礙與改革對策》（論文）、《構建現代市場監管體系：現實基礎、改革方向與推進思路》（合著）等。
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一項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高質量發展已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要進一步把高質量發展向縱深推進，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指導。新質生產力理論就是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可以有效指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創新理論。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1]新質生產力的產生和發展需要滿足一定條件，關鍵是形成與新質生產力要求高度契合、能夠有效支撐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制度環境。具備這一特點的制度環境，歸結起來就是新型生產關系。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科學把握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深刻內涵
馬克思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理論是科學認識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理論起點。馬克思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這一理論深刻把握了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力量，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人類社會發展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都遵循這一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仍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新質生產力理論是對馬克思的社會矛盾運動原理的繼承和發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實現了巨大飛躍，生產關系實現了重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新的飛躍，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推動生產關系實現新的更深層次的變革，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創造了有利條件。科學把握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內涵，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準確把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也要深刻認識“兩個大局”時代內涵，充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實際。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有特定的時代背景，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從歷史看，科技創新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引發生產力出現質的飛躍。瓦特改良蒸汽機，實現了生產力從人力、畜力向機械動力的轉變，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推動了工廠制的興起，使大規模工業生產成為可能。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汽車、飛機、電話、電報、化工技術等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生產力的進一步飛躍，大規模生產、標準化生產、流水線生產成為主流。電子計算機、互聯網、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生產。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生產力正面臨再一次飛躍的契機。從國際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競爭從根本上說是科技的競爭，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日益加劇的大國博弈要求中國發展更高水平的生產力。從國內看，高質量發展要求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些都對生產力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對新質生產力作出重要論述，為新質生產力創新理論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從發展動力、基本內涵、核心標志以及特點、關鍵、本質等方面對新質生產力進行了全面闡述，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
新型生產關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保障，與新質生產力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是人類社會最為基礎的關系之一。狹義的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關系，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分工和合作關系等。廣義的生產關系則包含了生產以及與之相關的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等，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還涵蓋了政治、法律、思想等多個方面。[2]歷史上，每一次生產力的重大突破，都伴隨著舊有生產關系逐步瓦解、新型生產關系逐步形成。第一次工業革命推動生產組織形式從手工作坊轉變為工廠，使得生產要素更為集中，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社會結構也發生重大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后，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和壟斷組織出現，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社會分工更加精細。二十世紀后半期，伴隨著計算機、互聯網等引發的生產力革命，遠程辦公、電子商務等新型生產方式開始出現，全球供應鏈體系形成，全球化進程加快。在此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國民經濟循環的不同環節，都出現了與生產力進步相適應的革命性變化。生產關系的發展，既適應了生產力的進步，也為生產力的飛躍創造了條件。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歷史邏輯
從理論邏輯看，要深刻領會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支撐和內在要求。在理論層面，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需要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種生產關系都是為了適應所處時代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變革生產關系以適應新的生產力水平。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它能夠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則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基于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推動生產關系的全面變革。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對數量的重視甚于對質量的重視，這既有發展理念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有生產關系作用的結果。傳統的財政體制、收入分配體制強化了地方政府、企業對規模的偏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強調要素數量增長、對科技創新重視不夠的問題，形成了傳統的生產力發展路徑。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這也對生產關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通過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才能夠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障礙、創造條件。
從實踐邏輯看，要堅持以改革創新的方式、聚焦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來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改革是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的有效武器，是推動生產關系革新的基本方法。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都不是一蹴而就，都是伴隨著生產關系的改進波浪式前進，需要有技術、體制、政策、市場等方面一系列有利條件作為支撐。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當前我國面臨的一項戰略性任務，但我國在科技體制、要素配置、消費環境、區域協同、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等方面仍存在卡點堵點，一些體制性梗阻未完全打通，迫切需要改變生產關系中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部分。要解決好相關問題，必須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堅持用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新質生產力發展面臨的難題，掃除制約科技創新、產業變革、綠色發展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我國正處于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有條件通過改革在科技、教育、人才、產業發展、要素配置、綠色低碳等方面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
從歷史邏輯看，要深刻認識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是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新質生產力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新型生產關系同樣如此。中國古代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農業文明，唐宋代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科學文化高峰，出現了世界首次生產力發展高潮。[3]但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在科技發展和生產力進步方面卻落伍了。在技術創新方面未能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是中國在工業革命以后落后于西方大國的重要原因。[4]由此引發了“李約瑟之問”，即“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有學者認為與西方的貴族封建制相比，東方的官僚封建制對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及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有著更大的壓制和阻遏作用。[5]也有學者認為西方科學實驗方式的產生、實驗室的設立在推動科技進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背后的實質是東西方在科技領域生產關系上存在顯著差異。相關理論都表明，生產關系的變革對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當前，我國正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大歷史性機遇，構建起能夠有效推動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生產關系，進而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
新質生產力對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要求
新質生產力的動能、路徑、特征等對生產關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生產關系要適應這種要求。從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看，生產關系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未來一段時期，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關鍵就在于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以新的要素配置方式、生產組織方式、收益分配方式，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更強的經濟激勵、更可持續的發展路徑。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為發揮創新主導作用創造更加優越的制度環境。創新是第一動力，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中之重。經濟學家索洛發現，資本和勞動的增長只能解釋經濟增長的一小部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貢獻應歸功于技術進步。[6]一國經濟的持續繁榮關鍵取決于該國在促進技術進步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技術進步的根本動力來源于創新。創新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所在，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效激勵創新應成為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目標。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對于創新至關重要，明晰的產權制度有利于激發各類生產要素的活力，特別是有利于激發創新和技術要素的活力。推動產權相關改革，進一步明晰產權，加強產權保護，構建更加完善的產權制度，可以為創新者提供有效的產權激勵，使企業有更強動力開展創新活動。構建更加完善的產權交易體制和交易體系，進一步提升產權的流動性和適應性，可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優勢。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各取所長，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對創新的推動作用。新型舉國體制通過發揮新時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體制優勢，在促進重大科技創新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國有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其戰略引領作用強、公共利益導向強、抗風險能力強的優勢，以制度創新為引領，助力重大科技創新和科技自立自強。民營經濟要更好發揮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作用，發揮其能夠迅速捕捉市場變化，對新技術、新趨勢反應迅速的優勢，更加注重市場需求導向，推動科技成果加快轉化。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新質生產力發展離不開高水平的勞動者，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為人力資源開發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為企業員工提高技能和知識水平提供更高的回報和更強的激勵，要以完善的市場機制激勵企業通過教育和培訓、員工通過終身學習等方式，提升勞動力的質量。新質生產力強調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躍升，在生產過程中不斷導入新型要素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方式。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應該更加注重發揮人力資本、知識、管理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通過顛覆性技術創新催生新產品、新產業。新質生產力還強調組織的優化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還應推動完善企業制度，通過治理變革、流程再造、精益生產等，改善企業內部管理結構，提高運營效率；通過構建有利于創新商業模式發展的法律、政策和市場規則，推動企業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創造新的價值。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供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歷史經驗表明，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全要素生產率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這也是我國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著力點。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著眼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進一步加強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以公正監管保障公平競爭，破除要素跨區域、跨行業流動的壁壘，促進分工深化和產業集聚。[7]要不斷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引導企業擴大研發投資，加強技術改造和管理創新，通過發展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單位產出的成本。要建立健全數據基礎制度，建設高水平數據要素市場，鼓勵企業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精細化管理，提高決策的精準性和效率。要優化市場環境，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法治環境，完善政策體系，通過良好的營商環境、合理的稅收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約束。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資源環境約束的不斷強化，體制機制方面的堵點卡點也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比如，一些地方環境容量不足，制約了生產活動的擴張，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需要建立更加有利于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部分行業資源供應緊張，獲取資源的成本上升，影響了企業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制約了行業的發展壯大。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既要以更加完善的市場機制破解資源性產品的供應瓶頸，提升資源性產品的配置效率；也要在改革進程中更加重視相關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打破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素和體制瓶頸。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重點任務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堅持科技創新的鮮明導向，切實把握新質生產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科技體制、新興領域制度供給、要素市場化配置、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高質量主體培育、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領域把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以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科技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作用。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方式。鼓勵企業設立研究院開展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參與、承擔科技領域重大戰略性項目。提升產學研聯合攻關能力，支持優勢科研、產業和公共資源整合，開展重大科學問題聯合研究。完善科技成果分類評價體系，全面準確評價科技成果的價值，健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的績效考核評估體系。
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完善科研人員職務發明成果權益分享機制，深化職務科技成果權屬制度改革。制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盡職免責負面清單，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寬容監督和彈性考核機制。發展專業化、市場化技術轉移機構，引導技術轉移市場化、規范化、專業化發展。打造專業化人才隊伍，多渠道培養技術轉化人才，推動技術經理人培訓正規化、系統化。進一步規范技術市場交易秩序，完善知識產權快速維權機制，切實維護技術交易各方合法權益，降低交易風險、保障交易安全。
完善科技成果產業化體系。落實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激活產業鏈倒逼創新鏈的靶向轉化機制，促進產業鏈、創新鏈、教育鏈、人才鏈精準融合。加大政府采購對科技成果產業化發展支持力度，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應用場景建設，推動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典型。強化成果產業化平臺載體支撐建設，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設立概念驗證中心，為實驗階段的科技成果提供技術概念驗證、商業化開發等服務，推動實施前瞻性、驗證性、試驗性場景驗證項目。
持續擴大人工智能、數據要素等領域的制度供給。健全公開透明的數據流通交易規則體系。完善數據資產管理制度，大力培育數據市場的經營主體，提高交易標準化程度。推動人工智能、區塊鏈、車聯網、物聯網等領域數據采集標準化。探索建立數據用途和用量控制制度，實現數據使用“可控可計量”。發展數據資產評估、登記結算、交易撮合、爭議仲裁等市場運營體系，穩妥開展數據資產化服務和數據相關信用信息服務。推動與主要經濟體在數據跨境交易領域的規則磋商，探索構建統一的規則標準。
完善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和收益分配機制。打造公共數據基礎支撐平臺，推進公共數據歸集整合、有序流動和合規共享。加強數據交易中心的統籌謀劃，科學開展交易平臺布局。在能源、物流等重點領域，推動以數據為核心的產品和服務創新，健全跨行業共享的規制機制。探索推動數據要素“三權分置”，完善數據要素收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機制。建立公共數據開放收益合理分配機制，保障企業獲得公開數據使用權和收益權后的正當收益。
強化數據要素的全方位統一安全監管機制。加快健全數據安全監管法律法規體系，明確重要數據安全監管主體機構及其職責，分類制定監管辦法并明確監管層級。明確核心數據和重要數據安全風險隱患排查、研判預警、查處懲罰、申訴救濟的全流程監管程序。制定核心數據和重要數據出境企業負面清單，設立清單動態調整機制，加強數據安全合規管理。
加快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步伐，持續提升要素協同配置效率。以全過程、全鏈條改革促進要素協同配置。各類要素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而不是相互割裂。在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中，要強化系統思維，更加注重全過程、全鏈條改革，減少要素在交易、流通和獲取回報等各個環節的扭曲錯配，促進要素協同配置。重點是通過合理評價要素貢獻，完善按要素分配機制，以更加健全的市場機制保障各類要素獲得合理的邊際回報，實現要素合理高效配置。
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向國家戰略重點集聚。加快形成與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相適應的要素形態和要素品質，結合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進展，圍繞產業轉型升級方向，高效推動要素向新興產業集聚，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結合制造強國等重大產業發展戰略、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重大科技發展戰略，以實體經濟為著力點，引導各類生產要素協同向重點行業、重點區域、重點領域集聚，支撐重大戰略目標實現。
協同推進要素交易市場機制和交易平臺建設。進一步完善競爭政策實施機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發揮好公平競爭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進要素協同互補方面的關鍵作用；進一步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形成更加公平、透明、靈活的要素價格，發揮好“無形之手”在引導要素配置方向上的積極作用，形成布局更合理、產出更加高效的要素組合。結合要素市場發育的進程、市場運行的客觀規律、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強要素尤其是新型要素交易平臺的頂層設計和統一布局。科學設計數據、能源、碳等領域新型交易平臺的發展路徑、區域布局，加快形成協同互補、密切配合的交易平臺體系。
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更加健全的要素市場化交易平臺，增強其價值發現和資源配置功能。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質量、標準體系建設，重點聚焦商品、服務和要素生產、流通、檢驗檢測等領域。逐步提升全國各地質量、計量、商標、專利、消費者保護、信用監管等領域規則的統一性。完善石油天然氣、黑色金屬、有色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市場交易規則，逐步在生產、運輸、儲存、銷售等環節形成全國統一的規則。強化統一權威的國家標準體系，完善國家標準制定管理制度，修訂全國統一的強制性標準目錄，推動將強制性行業標準、地方標準整合為強制性國家標準。
完善全國統一的市場基礎制度。貫徹落實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破除市場準入方面的隱性壁壘。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法規體系，全面清理對不同所有制經濟產權區別對待的政策措施。確立競爭政策基礎地位，持續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推動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健全跨區域聯合監管執法機制，加強重點領域市場監管合作。建立跨區域、跨領域市場監管會商制度和全方位協作機制，加強對市場監管工作的總體統籌，提高市場監管政策執行的協同性。完善跨行政區域執法協作及信息共享機制，建立重大監管事項通報制度，加強市場監管信息共享，健全聯席會議、線索通報、證據轉移、案件協查等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推動誠信記錄共享共用，加強信用建設區域合作。共同開展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產品質量安全預警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合作，強化環境聯防聯控、食品安全監管、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執法聯動。積極推進海關區域執法合作，防范和打擊侵權假冒違法主體實施口岸“漂移”。加強工商、知識產權、海關、郵政部門在重點環節打擊侵權假冒的執法協作。
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夯實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微觀基礎。加強對重點產業領域的政策支持。加大在國際物流、商務出行、法律服務、匯率穩定、市場開拓等方面的資源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勵重點企業在國家戰略項目、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戰略性資源、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等重點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將財政投入向從事基礎性、前沿性、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重點企業進一步傾斜。通過財政獎補等形式推動科研院所持續創新，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
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要素資源保障。加大有關專項資金對重點企業開展技術創新、設備更新、數智化轉型、低碳綠色環保等業務的支持力度。加大對國產戰略性新材料在科技研發經費、激勵機制、標準制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在海外金融服務、國際資源利用和對外貿易、國際技術交流與人才引進等方面，對重點企業給予政策支持。針對短期困難企業，要健全協調服務保障機制，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
完善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和金融監管政策。鼓勵成立高新技術企業，支持優秀的高新技術企業在滬港深交易所上市。對部分資金實力領先、內部管理規范、合規風控基礎扎實的中央金融企業，在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率等指標上，設立與國際領先金融企業相當的監管規則。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前提下，鼓勵金融類重點企業提升資本運營能力，拓展業務和產品類型，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鼓勵相關企業在投資銀行、財富管理、金融衍生品等領域創新探索。在配套監管指標、業務資質等方面對重點金融企業給予政策支持。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強化國內國際雙循環對新質生產力的拉動作用。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全球先進要素導入。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依托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重點是要加快制度型開放，放寬外資企業市場準入，打破個別國家的技術打壓和市場封鎖，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更好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提升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吸引力”。
以高端產業集群和高質量城市群為載體吸引全球高端生產要素。大力發展具備技術領先優勢和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建設發展水平高、營商環境優、協同效應強的高質量城市群，引領全球科技和產業革命，吸引全球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管理、知識等要素向相關行業和區域集聚。加強戰略謀劃和前瞻布局，保障全球性戰略資源供應。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宗商品貿易商、航運企業、資訊服務機構，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大宗商品貿易的能力，推動商品要素交易全鏈條向世界一流水平靠攏。加強戰略性資源全球布局，投資海外優質戰略性資源，形成多元化進口渠道。
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全球要素配置中心和定價中心。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創新發展新型國際貿易，集聚高能級貿易平臺和主體，促進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更加高效便捷流動。依托國際和區域性金融中心、國內自貿試驗區等，積極發展跨境和離岸金融。建設高水平資本、技術、大宗商品等交易平臺，提升生產要素交易的國際化水平，擴大人民幣計價交易規模和影響力，打造具有區域和全球影響力的要素交易中心。
（本文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年度重點課題“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現實困境與突破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A2024071017）
注釋
[1]《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2]魯品越：《〈資本論〉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概念的再發現》，《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3]成其謙：《世界制造中心辨析》，《中國工業經濟》，2002年第4期。
[4]王錕：《論李約瑟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及哲學的“李約瑟之問”》，《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
[5]王錢國忠主編：《李約瑟文獻50年（1942-1992）》上，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6]R. M.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39(3).
[7]劉志成：《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本思路與重點舉措》，《改革》，2022年第9期。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The Internal Logic and Key Tasks of Constructing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s
Liu Zhiche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quires understanding the laws governing fundament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Build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should align with the deman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reating a mor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facilitating improved conditions for the leap in the combination of labor, labor resources, and labor objects, and providing a more refined system and mechanisms to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key tasks include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depth, with a focus on areas such a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nstitutional supply for emerging fields,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construction, high-quality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openness, to provide more complete system and mechanisms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