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小企業聯系千家萬戶，是推動創新、促進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我國中小企業貢獻了超過50%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的技術創新和80%的城鎮就業，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數字化轉型為中小企業帶來提質升級、降本增效、業務創新等發展新機遇，顯著增強其生存能力和成長活力，有利于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韌性、有利于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有利于推進新型工業化。因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意義重大。

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先后發布實施《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方案》《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評測指標》《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指南》等一批政策標準規范，組織開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工作，加大應用場景建設和產品解決方案培育力度，推動平臺企業、人工智能企業、智庫機構等多類主體做好數字化轉型賦能服務。截至目前，已遴選出30個試點城市，將推動1.5萬家以上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已有20余萬家中小企業利用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平臺開展數字化水平自評，其中有40%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60%。

但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依然存在一些困難和挑戰，突出表現為不想轉、不會轉、不敢轉的“三不”現象，原因主要有4點。一是生存壓力大，導致轉型意愿不強。全球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加大，投資意愿受到沖擊，絕大多數企業更加關注數字化項目的直接財務回報。二是行業覆蓋廣，轉型需求各異。盡管中小企業的需求相比大企業較為簡單，但對不同行業來說，中小企業所關注的轉型場景、轉型范圍和轉型深度存在很大差異，給轉型推廣帶來較高難度。三是數字基礎薄，轉型成本高昂。中小企業自動化、信息化基礎水平相比大企業存在明顯差距，還面臨較多的“補課”任務，會帶來額外轉型成本。調研發現，程度稍深的數字化改造項目均價在150萬元左右，大幅超出中小企業承受能力。四是專業能力弱，轉型資源匱乏。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典型特征是缺錢、缺人、缺技術，單純依靠自身能力無法滿足轉型要求。

伴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的日益加深，人工智能大模型、云化軟件、工業互聯網平臺等技術產品演進愈加迅捷，產業鏈協同、跨境電商等創新轉型應用蓬勃發展，公共服務體系探索步伐持續加快，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邁入新時代、新階段，呈現出新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一是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鏈價值鏈協作更加緊密，為高效推動中小企業轉型提供新的路徑。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最關注訂單等切實價值，而這也是調動其轉型積極性的有效切入點。近年實踐中也形成了“鏈式轉型”、平臺驅動轉型等創新路徑。一方面，行業內鏈主企業構建產業鏈協同平臺，牽引上下游企業開展“鏈式轉型”，如打造供應鏈協同平臺，與供應商圍繞供應計劃、生產過程實現密切配合，帶動相關企業轉型。另一方面，平臺企業打通消費端與生產端，組織中小企業實現網絡化協同生產，提升產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如基于平臺為中小企業匹配布匹、服裝等訂單，實現小單快反，帶動行業內中小企業轉型。二是數字技術與制造技術融合引發工具體系變革，使低成本輕量化轉型成為可能。云計算和低代碼技術顯著降低工業軟件的開發部署難度，尤其是基于工業互聯網平臺的云化訂閱模式則進一步降低數字化應用的采購成本，使得中小企業能夠以更低成本、更短時間獲得更適合自身需求的產品解決方案。三是政府和行業龍頭加快公共服務體系構建，強化轉型專業服務和資源供給。地方政府支持建立賦能中心和專業化服務隊伍，提供診斷咨詢、技術轉化、供需對接等公益性服務，降低中小企業轉型門檻。

聚焦中小企業不想轉、不會轉、不敢轉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準確把握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新規律新趨勢，需堅持從價值導向出發，聚焦共性場景需求實現規模化應用和規模化供給，強化資源和服務保障，系統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一是挖掘行業痛點需求，激發轉型意愿。聚焦中小企業最關心的營收、成本、質量等價值訴求，結合行業特點總結提煉支持價值創造的共性場景和對應解決方案，形成轉型評價標準和轉型指南，幫助中小企業明確目標、找準方向。

二是強化轉型路徑牽引，推動規模普及。充分發揮“鏈式轉型”、平臺驅動轉型等創新模式的市場機制作用，形成以訂單、資源牽引中小企業愿意轉、主動轉的推廣路徑，促進數字化轉型在更多行業、更大范圍的普及。

三是重視產品適配創新，形成規模供給。中小企業對成本十分敏感，一方面需要運用低代碼、平臺云化等方式把過去復雜、昂貴的產品解決方案轉化為“小快輕準”形式，更加適配中小企業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加強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融合，量身定制專業化、低成本產品，使中小企業轉得起、轉得好。

四是發揮公共服務作用，強化轉型保障。在國內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借鑒吸收國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建立全國性的公共服務網絡。廣泛匯聚技術、數據、金融、人才等要素資源，在數據共享、人才培訓、供需對接等市場失靈的環節提供資源和服務支撐，顯著提升中小企業轉型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