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科學統籌“兩個大局”的時代要求，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命題，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日臻成熟。
1.整體層面的系統謀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整體布局的基本方向與根本要求。
一是把握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內在聯系，堅持一體化推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推進國家制度體系與治理機制的系統集成和協同高效過程，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不斷強化制度執行力，切實提升國家治理效能，進而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過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制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發展，而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決定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水平，二者相輔相成。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堅持在兩個層面同時發力，同頻共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時，就明確了一體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策略，從而保證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性、系統性發展。
二是注重保持定力和改革創新的統一，堅持定向推進。保持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戰略定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和堅持重大改革的“于法有據”，即堅持好、鞏固好、發展好已經建立起來并經過實踐檢驗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及一系列具體制度，并切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推進改革創新，就是堅持立足實際和科學理性原則，準確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大勢，聚焦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進一步明確改革創新的目標與思路，就是“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
三是遵循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規律，堅持科學推進。國家制度體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一個逐步提升過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堅持科學推進，就是著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要求，遵循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規律，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有機統一，聚焦國家改革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善于發現、分析和解決改革發展中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善于抓住時機，精準施策，敢抓善管，真抓實干，不斷追求治理效能的持續正向發展。
2.理論層面的科學建構
國家治理現代化意味著黨治國理政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持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正是基于這一重大實踐的創造性建構，是在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對治理實踐中如何協同治理主體力量，優化治理制度安排，提高治理效能的系統性理論設計，旨在為“國家”與“治理”的有效兼容，特別是為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立場與獨特優勢，以及如何將這一獨特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有說服力的理論詮釋和實踐維度。
首先，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為制度規范提供了價值指引與科學依據，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取向；其次，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邏輯形態上強調共生、集成與協同，將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和智慧化等引入治理過程，最大限度實現共商共治，從而在整體格局上形成提升治理能力的態勢；最后，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現實觀照，即主動回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和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時代要求，并為以實現中國更好發展推動全球治理向好發展，以及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提供了有力支撐。
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建構體現了正當性、科學性、實踐指導性的有機統一，推動了對“國家治理”的有效建構，即在民主法治范疇內，通過有序政治協商，將堅持黨的領導、政府理性干預、市場競爭機制與社會廣泛參與等要素有機融合起來。同時，其秉持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和平發展”理念，凸顯了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創造性遵循。這一治理邏輯有效避免了西方治理理論的缺陷，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全新選擇。
3.制度層面的優化布局
“制之以衡，行之有度。”國家治理水平取決于制度供給能力。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領導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完善起來，并被實踐反復證明有顯著優勢的制度體系。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套成熟的、科學的制度體系，從來不是靜止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堅持原則性與開放性、穩定性與發展性的有機統一，并在不斷適應發展變化的現實中與時俱進的。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制度建設被放在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極大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
一方面，從我國既有制度形成的內在邏輯出發，把握決定制度基礎與制度價值的相關要素的范疇及其相互關系，全面總結黨領導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重點闡述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另一方面，明確了以制度建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目標、階段性任務和具體要求，并勾勒了制度建設的行動路線圖。即從制度建設的夯基壘臺、立柱架梁到全面推進、積厚成勢，再到系統集成、協同高效，建構了涵蓋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方方面面相互銜接的國家治理總體制度框架，為推動國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堅實支撐。
4.運行層面的機制協同
“計熟事定，舉必有功。”推進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有機統一，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對中國特色治理運行機制的創造性建構，是基于政治學、系統學、運籌學等學科基本原理之上的科學設計，實現了治理方式與環節的無縫化對接、立體性交織和全方位協同。
系統治理是提高治理效能的基礎和關鍵。其基本指向在于協同黨的全面領導、政府宏觀主導、市場微觀運作以及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實現多元治理主體的良性互動與共商共治。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既是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的領導者，更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引領者和實踐者，是實現中國之治的根本保證。因此，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是黨立足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不斷推進系統治理的實踐創造，既凸顯了黨的核心引領作用，又注重發揮多元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與相互協同性。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依法治理歸根結底是一種“規則之治”。依法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基本特征和根本路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成熟和高效的標識。依法治理重在通過強化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國家，在法治軌道上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具體而言，就是運用法治手段切實規范國家和社會生活行為，防止權力失范和社會失序，有效預防和消除社會風險發生。其基本要義在于強化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及促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的相互貫通與協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綜合治理是指通過多種途徑與方式，整合各種治理資源和治理手段以達成整體治理效果的實踐方式。這一治理方式，強調在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綜合運用法律、政治、經濟、行政、教育、文化等手段，依托相關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新技術，調動和整合一切積極因素，形成有效預防和化解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社會合力，不斷促進社會安寧和人民幸福。
源頭治理是防患于未然或把問題解決在初始端的治理方式。源頭治理強調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是中國之治的關鍵所在。源頭治理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多重治理手段中追本溯源，將社會問題防患于未然和化解于初始的重要一環，即通過健全基層網格化治理平臺與多樣化治理渠道，及時發現和處置各種矛盾和問題：一是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暢通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群眾在治理活動中的知情權、話語權、參與權、監督權；二是完善社會管理服務平臺，提升各級政府部門的服務意識、能力和水平；三是強化監督執紀，及時發現和高效率處置問題。
5.實踐層面的正確引導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基層治理效能是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集中呈現。國家治理的宏觀戰略與制度安排的落地生根，需要社會微觀治理的充分參與。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末梢神經”，基層治理是否有效，直接關乎黨的執政基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社會長治久安。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化解國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問題，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構建了社區居委會、社會機構、志愿服務者有效協同的聯動機制，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得到顯著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化黨建引領與國家機關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的提升。科學建立黨委統籌、上下貫通，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城鄉基層治理領導體系，明確各級黨組織主體責任清單，把制定和推進大規劃、大工程、大發展與立足小社區、解決小問題、化解小矛盾統一起來。二是強化基層群眾依法有效參與社會治理的效能，即注重把暢通基層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渠道與調動基層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主觀能動性相統一，培育基層群眾的權利意識、公共精神、法治觀念以及規則養成，引導其依法有序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特別是在推進基層自治制度與實踐的健康有序發展中發揮主體作用。三是完善微觀治理的立法與執法。出臺民法典，對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平等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并對公民個體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以及侵權責任等作出了明確翔實的規定。同時，確立了城市居委會、農村村委會獨立法人資格等，極大推進了社會微觀治理的依法有序發展。四是在具體方法運用上，以問題為導向，探索建立起激勵相容機制、治理制衡機制、政策傳導機制、應急救濟機制等相互呼應的問題處置機制，極大提升了微觀治理成效。
（作者：趙中源，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