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為我們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指明了方向。以數字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一方面應該明確科研人員的主導作用，完善科技創新激勵制度，實現正向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應該綜合布局，建立完善立體的“數據機器體系”，實現數據資源的價值飛躍。

【關鍵詞】數字生產 科技創新 “機器體系”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數字中國”建設是時代的必然選擇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同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具有根本性的標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通過科學技術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方式，科學技術逐漸成為人類物質生產實踐水平的決定性力量。目前，人類社會正處于以數字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歷史進程中，數字信息技術成為決定當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重要因素。2020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的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就是黨和國家對于如何進一步解放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生產力發展這一問題的時代回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作出了“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數字信息化問題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注的焦點。早在2000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著眼于搶占信息化戰略制高點，增創福建發展新優勢，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重要決策，開啟了福建推進信息化建設的進程。從“數字福建”到“數字中國”，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著眼我國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的戰略眼光與智慧。

完善科技創新激勵制度，助力自主創新能力突破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正如蒸汽機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發電機之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驅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心臟”就是計算機以及圍繞計算機發展而來的數字技術。目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升，在某些領域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也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我國數字技術發展仍然道長且阻。具體表現就是支撐數字技術發展的基礎性核心技術目前尚未實現完全國產化，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數字工業發展的三大基石技術——芯片技術、光刻機技術、工業軟件技術，目前均尚未實現大規模國產與商業化使用。除此之外，涉及整個產業基礎的細節核心技術，例如高端電容電阻、光刻膠、微球、超精密拋光工藝等，我國與世界一流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大變局中有兩個方面值得特別關注：第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第二是中國堅持走合作共贏的道路，但國際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劇了這種趨勢，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因此，當前，科技發展水平已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籌碼，要警惕在某些關鍵技術核心領域被其他國家“卡脖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第一動力。

如何提升創新能力？歷史經驗表明，創新激勵體制是激活科技創新力的有效途徑。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就提出要“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完善技術成果轉化公開交易與監管體系，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數字時代的科技創新有其基本邏輯。與上一階段國家主導的以核物理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為主的創新時期不同，數字時代的創新主體主要由企業與學術機構（高校、科研機構）構成。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首先，對于以學術機構為主的創新主體而言，科研投入包括政府財政撥款、科研人員智力貢獻、科研單位硬件投入等，科研過程的多方參與形成了較為復雜的科技成果產權界定。科技創新是一種基于腦力勞動的智力活動，因此應該明確科研人員智力投入對于科研產出貢獻的主導性，相應的激勵制度應該為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的貢獻中劃定最小貢獻份額，提升科研人員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實現激勵政策的預期穩定和正向激勵意義。

其次，對于以企業為主的創新主體而言，主要應從相應的財稅配套政策激勵企業創新。具體表現為，第一要適當增加R&D（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財政投入，減小企業原始創新的壓力；第二繼續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模式，引領和帶動多方資本共同參與科技成果轉化，激活市場參與熱情；第三在稅收優惠方面，目前的稅收優惠主要針對科研活動三階段“研發-成果轉化-市場化”的最后一個階段。對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起重要推動作用的“成果轉化階段”目前普遍重視不夠，導致許多創新成果卡在實驗室中無法進入市場，因此可以將相應的稅收優惠環節前置，降低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

最后，雖然在目前的科技創新活動中，政府主要起輔助與支持作用，但在實際資源分配過程中，例如科技創新項目的選擇與落地方面，政府依然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相關部門在積極響應國家建設數字社會號召的同時，尤其要警惕一些科技新概念的炒作之風，避免盲目上馬新項目。在科技創新項目的引進中，應該繼續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克，尤其是扼守整個數字產業發展咽喉的關鍵技術項目，將寶貴的科研資源用于真正改變我國數字科技競爭格局的刀刃之上，努力實現或提升這些關鍵技術的中國原創比例。

建設數字技術的“機器體系”，深挖數據生產要素價值

實現數字核心技術的自給自足不是一蹴而就的，數字社會建設的其他方面不能因此停擺。數字技術賦能生產力的解放除了體現在技術創新之外，還體現在各種數字技術之間是否能進行有效配合，形成一套“數字技術機器體系”。所謂的“機器體系”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提到的一個概念，這一概念指出，不是蒸汽機而是大機器體系的形成才是工業革命爆發和全面發展的標志。馬克思特別強調“要區分許多同類機器的協作和機器系統”。一個機器系統的形成，并不是某項技術突破的結果，而是多種技術相互聯系整體突破的結果。因此，數字技術的自主創新應與數字技術的“機器體系”建設齊頭并進，互相促進，實現技術解放生產力“1+1>2”的效果。

生產要素理論的發展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所以歷史的每個階段都會出現新的生產要素，它們都在特定時期對社會生產起主導作用。馬克思指出，生產要素作為時代劃分的顯著標志，每一種生產要素的出現均有劃時代的意義。信息時代，數據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數據資源就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動權”。因此，“數字技術機器體系”的建設重點在于如何最大限度發揮“數據”這一生產要素的價值。

類似石油的“采-運-煉-儲-用”是工業經濟的核心命脈一樣，數據的“采-存-算-管-用”就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命脈。雖然數據的非物質性與傳統生產要素物質性的特點不同，但數據的“采-存-算-管-用”過程卻是物質性的，即這些過程的實現依賴物質化的設備與設施。因此，“數字技術機器體系”的建設應該首先聚焦于涉及“采-存-算-管-用”的機器體制的建設。

要利用生產要素進行生產，首先需要獲取生產要素。對于數字工業體系而言，首先需要保障獲取信息的渠道通暢。完成數據的“采集”，才能實現后續的“存-算-管-用”，因此數字機器體系建設的首要戰略就是建好網絡通信基礎設施，保障信息流通渠道的暢通無阻。雖然目前4G網絡通信技術尚能滿足需求，但隨著社會數據幾何式的爆炸增長，4G網絡的信息傳輸速度也即將達到極限。未雨綢繆，5G等新一代網絡通訊設施的布局要具有前瞻性。與4G技術相比，5G技術在信息傳輸的速度、能耗、即時性、穩定性、移動性、安全性方面都有質的飛躍。

雖然數據是信息的形成基礎，但其本身并無價值。數據產生價值，需要對數據進行加工，實現數據向信息（信息=數據+意義）的轉換，這就涉及到數據的“存-算-管”。目前，人類社會的數據生產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巨大的體量對數據的“存-算-管”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要布局和推進大數據中心與云計算中心的綜合建設。大數據和云計算密不可分，兩者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大數據中心提供數據的“存-管”，云計算中心提供“算力”，二者協作才能完成大數據的“存-算-管”工作。

《大數據時代》的作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指出：“數據價值的關鍵在于使用，收集信息固然至關重要，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大部分的數據價值在于它的使用，而不是占有本身。”數據的真正價值體現在“用”。目前我國數字經濟建設規劃的“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等項目均是對于數據不同使用方式的具體體現。從目前數據生產的現狀來看，要實現數據的物盡其“用”，首先還要解決數據的流動問題。

目前出于對投資成本等現實問題的考慮，各種數據庫在建設過程中會選擇不同的計算資源、網絡資源和存儲資源，由此形成了數據庫之間的三堵數據高墻：“算力墻”“網絡墻”與“介質墻”。大量數據分散沉淀在不同的數據庫中，無法流動匯聚，形成信息“死水”。因此在未來的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上，應該采用多元化算力，匹配多樣性數據瓦解“算力墻”；采用開放式數據接入框架瓦解網絡墻，提供工業標準接口瓦解“介質墻”；打造數據全生命周期儲存融合和數據加工垂直優化融合的“一橫一縱”雙向融合架構的數據庫設施，完成數據從“數據資源—數據資產（產品）—數據商品—數據資本”的形態演進，實現數據“潛在價值—價值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增值（倍增）”的價值飛躍。

（作者分別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張建云：《大數據技術體系與當代生產力革命》，《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4期。

②李海艦、趙麗：《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特征、機制與價值形態演進》，《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8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