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為“政書”之祖，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政治歷史文獻匯編。《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尚書》詮釋治國安民之道、盛衰興廢之理，引導修身務學，重在選賢舉能，至言要道，備在此書。《尚書》中的“德”作為維持社會有序運行的一種契約，逐漸成為人民行為的規范，為后世留下重要參考。

圣王治世

一是圣王譜系。《尚書》中建構了以“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為代表的“二帝三王”的圣王譜系，集體完成了圣王治世在時間維度的建構。堯帝登基后，分命羲氏與和氏從東西南北不同方位觀象記時；舜帝繼位后從中央王朝出發，“五載一巡守”，考察諸侯政績；大禹治理九州，按距離遠近劃分“五服”，確立了中央政府與邊地民族的政治地緣關系，集體完成了圣王治世在空間維度的建構。

二是君圣臣賢。君王要認清自己的政治責任，以德治國、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勞自勵，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他極為重視統治者勤政的品德，認為商紂亡國原因之一就是統治者缺乏勤勞品德，在《洛誥》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書》記載的夏商周三代國家治理的史實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輔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君臣之間相知相助、團結和諧、共商國事、勤政為民，君臣共治的穩定政治結構和良性互動才能帶來政治安定與社會安寧，最終成就圣王治國平天下的大業，為后世樹立了一個追慕與效仿的君圣臣賢治政典范。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養不僅來自學習和體悟，更來自實踐的錘煉和考驗。統治者需要在道德實踐中不斷提升修養，《洪范》篇反復強調君王要“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諄諄告誡君王治國的行為要中規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則、克己慎行，做到講誠信、節用度、尊農時、薄稅賦，綏靖惠民，達到理想化的行為模式和人格模式，實現“內圣”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轉化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同時做好考核。《堯典》記載，舜帝提出了“三載考績”的官吏考核制度，當百官任命后，舜帝告誡他們各敬其職，政績三年一考，經過三次考績“黜陟幽明”，罷免庸官，提拔循吏。對于被考核的官員要“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發揮職業晉升激勵、物質激勵和心理激勵的作用，激發“有猷有為有守”的官員更加主動作為，官員的考核評價對于國家行政系統的良性運行意義重大。

敬德保民

一是畏天恤民。統治者只有“敬德”“順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否則上天會“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面對夏殷失德無道的歷史教訓，明白天命的承受取決于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屬性，也有人格屬性，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皋陶謨》講：上天的視聽善惡與民眾一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來行事，“天命”被賦予了道德內涵和社會倫理屬性，民心向背決定了天命所歸。

二是政在養民。民心歸向和人民支持往往是朝代興亡的決定因素，不論是“視民利用遷”，還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于庶民”，其核心還是和歷代先王一樣愛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業。統治者要體味民眾苦厄，“以庶邦惟正之供”，輕徭薄賦、節制奢欲，最終給百姓以安寧。把德與利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養民”的核心就是利民，只有順乎民意而為，才能無為而無不為。

三是協和萬邦。和諧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價值目標與理想狀態。《尚書》追求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皋陶謨》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的命題，《堯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通過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實現社會和睦，由社會和睦再協調萬邦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諧一體的地緣關系和政治秩序，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包容性、開放性和融合性。

彝倫攸敘

一是納德入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將禮治與行政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禮建構金字塔結構的宗法統治秩序，“辨君臣、上下、長幼”，把禮由外在規范轉入統治階級的內在道德要求。《尚書》中蘊含著豐富的禮治思想，其中，祭祀作為禮的重要內容，而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洛誥》一篇就是周公和成王討論定都和洛邑冬祭情況的輯錄，成王“夙夜毖祀”，通過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先神消除了部分諸侯的反叛心理，顯示了君臣親密無間的情形，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礎。這些禮還包括天子登基之禮（《舜典》）、分封諸侯之禮（《康誥》）、祭祀之禮（《洛誥》）、朝會之禮（《顧命》）、軍禮（《牧誓》）等，周禮通過以等級制度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形成了維系整個社會的網絡結構，使得統治更加具有正統性合法性，社會更加有序化規范化。

二是無為而治。殷商時期，倡導統治者效法自然之性，遵循客觀規律行事，無為而治天下。君王重在選賢任能，賞罰分明，對于具體政務不需事必躬親，君上無為，則臣下有為，最終形成“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君臣和諧共事、垂拱而天下治的美好圖景。另一方面，如果君主忙于瑣碎政務，則大臣就會懈怠，“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可見，分清君上和臣下的任務關系，形成君臣共治目標相當重要。

三是施教化民。“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周公在《多方》中告誡眾諸侯國君臣，對于犯罪之人要明德慎罰，宣明德教、勸善黜惡，無論是“殄戮多罪”之人還是“開釋無辜”之人，都是為了勸勉向善。《召誥》中亦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對于干壞事的小民也不是非殺不可，要以德化人，教而后刑，引導他們“作新民”。

明德慎罰

一是德主刑輔。德與刑是辯證統一的，《康誥》全篇反映了德主刑輔的思想，這是對夏商時期“刑期于無刑”預防犯罪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西周中期《呂刑》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闡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明確治獄要以仁德而非以殘暴，“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哀敬折獄”，用憐憫和同情來治獄，不要對犯人采取過激行為，對犯人適當寬容有利于犯人向好的方面轉化。“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犯法的人只要悔過改正就可以變為不犯法的人，強調了事物可以向對立面轉化。

二是省刑慎罰。“慎罰”有利于形成政治清明、社會安寧的整體氛圍。周王朝初立，社會混亂，百廢待興，周公告誡成王謹慎用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提出“惟刑之恤哉”，“恤刑”就是反對酷刑，提倡慎重使用刑罰，說明社會管理的方式由此前的“內行刀鋸”的剛性刑罰制度向“尚德緩刑”的柔性制度轉變。

三是義刑義殺。《尚書》主張實行中罰，即制定合理的刑罰制度，通過恰當的刑罰治理民眾，做到刑罰相當，公正廉明。周公認為殷朝法律合乎道理，要“用其義刑義殺”，他在《立政》中進一步提出“敬爾由獄……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嚴刑峻法和寬大處理都違背了“適度”的原則，因此主張“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強調刑罰要適度節制，治獄要秉公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