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根本路徑,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的戰略抓手。錨定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立足基本國情,結合我國長期經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需要處理好以下若干重大關系。
一、“見物”和“見人”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就是既要“見物”更要“見人”的發展,強調人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加重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既保障了我國發展的正確方向,也厚植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要繼續處理好“見物”和“見人”的關系,在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處理好“見物”和“見人”的關系,關鍵是促進物質日益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雄厚物質基礎;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不斷強化人民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斷滿足人民最現實、最渴望、最迫切的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增強人民發展能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等權利;為人民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暢通向上流動渠道;汲取一些國家和地區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只見物不見人”和道德失范、社會動蕩的教訓,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引領全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就注重改善民生,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要求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強調不可以忽視生活資料的生產,要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在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邁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強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全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既是手段與目標的關系,也構成互為動力的經濟循環。經濟發展才能提高收入水平、豐富產品和服務供給,這是民生改善的基礎和根本途徑;民生改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只有民生改善才能可持續提升最終消費需求、支撐經濟發展。
處理好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關系,關鍵是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要從經濟結構、宏觀政策框架、競爭政策等方面著手,強化發展的就業導向,增強就業的抗沖擊能力,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富有競爭力的制造業是全社會就業保持韌性的產業基礎,要堅決遏制產業空心化,提升制造業競爭力,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宏觀政策框架特別是貨幣政策框架,把充分就業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盡量緩解供給約束堵點帶來的通脹壓力;競爭政策要強化公平競爭,加強反壟斷,為創新創業提供更廣闊空間,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社會保障是民生安全網。要強化社會保障的普惠性、統籌性、兜底性和可持續性。普惠性重在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統籌性重在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兜底性重在及時幫扶救助困難群體,可持續性重在防范“福利主義陷阱”、提升效率、加強第三支柱養老保險建設。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穩妥有序推進相關領域改革,著力提供高質量的幼育、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供給。
三、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綠色成為普遍形態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典型體現。傳統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不是工業化的問題,而是工業化模式的弊端。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人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不斷增長,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是統一的,兩者統一于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統一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統一于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處理好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關鍵是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安全的社會。科技是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性變量,要向科技革命要潛力,推動科技創新,盡量減少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更有效治理已有環境污染。堅持長短結合,避免運動式減碳,構建全國統一、現貨與期貨聯動的碳市場,深入推進能源革命,狠抓綠色低碳技術攻關。加強全國統籌,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和保護長效機制。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綠色金融,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球氣候變化已成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也是大國博弈的重要角力場,要積極引導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努力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四、發展和安全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更為安全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紀大疫情相互疊加、加速演進,國際格局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我國經濟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國內風險防控壓力仍然較大。發展和安全互為條件,相互促進。我們既要有意識地提升發展質量、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在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又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及時有效化解各類風險,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安全環境。
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關鍵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經濟競爭力、控制力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鍵,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水平自立自強,持續強化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增強發展的自立性和安全性。安全發展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在糧食、能源、生態、金融、產業鏈供應鏈、社會等重點領域,牢牢守住底線和紅線。要豐富對外斗爭工具箱和法律保障,增強反制裁能力,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要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壓實金融機構、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政府及行業主管部門責任,確保風險處置資源充足、處置機制有效,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者辯證統一。既要避免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理解為市場萬能,進而排斥政府的作用;也要避免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理解為政府的無所不為,進而排斥市場的作用。既不能從范圍或強度視角將兩者關系簡單理解為“大政府、小市場”“小政府、大市場”“強政府、弱市場”“弱政府、強市場”等互斥性組合;也不能不顧發展階段、經濟周期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機械地否認兩者關系可能在量上的調整與變化。
處理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關鍵是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價格機制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價格信號是政府實施有效宏觀調控所依賴的基本信息。有序競爭秩序既是市場活力激發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府制度供給的重要目標,要暢通市場準入渠道,增強市場主體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加強反壟斷和公平競爭,以公正及時有效監管促進公平競爭,加強政策溝通,穩定市場主體預期。親清政商關系是政府和市場良性關系的集中體現,要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要將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體現在促進科技創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上,健全任務目標明確、資源保障有力、責任鏈條明晰、全產業鏈協同、超大規模市場支撐等為基本內涵的新型舉國體制。
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兩個基本手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側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要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主要通過改革的辦法,優化要素配置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更好適應、引領和創造新需求。需求側管理,重在通過宏觀政策保持總需求穩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持續壯大國內市場。兩者缺一不可,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的國民經濟供需循環。
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關系,關鍵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和注重需求側管理的結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要在繼續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基礎上,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聚焦數字化、綠色化、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的轉型升級方向,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建設不斷適應最終消費需求的供給體系。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立足我國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技術和綠色低碳產業;加強東部與中西部和東北省份的區域協作,促進產業有序梯度轉移;鞏固和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形成頭部企業引領、各類“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支撐的格局,推動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的需求側管理,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維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5G等新型基礎設施、城市地下管網和現代物流基礎設施建設,以減稅降費降成本穩定制造業投資,統籌推進房地產領域風險化解和發展模式轉型;大力發展新消費形態,推進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營造放心、安心的消費環境;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七、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關系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關系,是中國和世界關系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兩者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要素稟賦結構、經濟體量、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演進,以更好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不能相互否定,兩者統一于促進實現高水平經濟和科技自立自強。我國作為追趕型超大規模社會主義國家,國內大循環為主是發展條件、階段和環境變化下的必然選擇,其對超大規模市場的持續培育既可為安全參與國際大循環提供保障,又有利于擴大全球市場規模和機會、暢通國際大循環。國際大循環則可通過擴大市場邊界、強化競爭意識和能力、提供制度借鑒和接軌機會、促進科技擴散等渠道,賦能國內大循環,為其提供外需、競爭、改革和技術動力。
處理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的關系,關鍵是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國內大循環為主,重在提升循環的暢通性、安全性和創新驅動力。要善于利用國際大循環部分受限的倒逼機制,凝聚共識,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推動科技、產業、金融、人才的良性循環,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國際大循環重在參與發達經濟體市場競爭和引進發達經濟體高技術高質量的直接投資,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中的地位。要主動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管控脫鉤速度、范圍和規模,推動全球產業鏈發展和維護全球產業鏈安全,更大范圍參與全球創新網絡;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大力推進全球發展倡議。
八、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既可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激勵機制和動力保障,也可使發展成果更多惠及更廣大人民,使高質量發展的成色更足。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關鍵是堅持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更好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奠定經濟基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兜住民生底線。堅持共同富裕原則,強化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調動全社會積極性的重大改革開放舉措,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搞平均主義,不搞殺富濟貧、殺富致貧。抓住人的全面發展這一關鍵環節,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確保機會公平,增強人的發展能力,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提高致富本領,暢通向上流動通道。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九、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公有制經濟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繁榮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不斷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是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錯誤論調。一些人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另一些人則否定、懷疑民營經濟,提出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這些都是錯誤的、有害的,都是與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背道而馳的。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處理好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關系,關鍵是推動不同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國有資本要布局重大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原創性研究,服務支撐科技自立自強和創新型國家建設,要在“一帶一路”、制造強國建設、民生改善等國家重大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加快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功能作用。進一步破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消除各種隱性壁壘,營造公平競爭、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激發企業家精神。
十、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協同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是個大國,必須發展實體經濟,不斷推進工業現代化、提高制造業水平,不能脫實向虛”。實體經濟是就業的根基和大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載體。以金融為代表的虛擬經濟也是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體經濟是血脈與肌體的關系,在經濟和產業循環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關鍵是推動虛擬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要推動報酬結構再平衡,形成實體經濟友好型報酬結構,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引導人才、企業家才能、長期資本等優質生產要素更多向實體經濟領域配置。實體經濟競爭力要在不斷參與國際競爭中才能得到動態提升,要為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創造良好國際國內環境,著力降低不合理的高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企業創新活力和創新能力。中小企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從招投標、清理拖欠款項、強化公共服務等方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體系提供長期資本、耐心資本的能力,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
十一、“穩”和“進”的關系
穩中求進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原則和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穩中求進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工作總基調。我們做工作就要以穩求進、以進固穩,經濟發展是這樣,社會發展也是這樣。”有的國家現代化史告訴我們,不少高速增長經濟體因為經濟在大起后經歷大落,現代化進程嚴重遲滯甚至被迫中斷。宏觀經濟是一個連續穩定的過程,經濟大起大落會破壞生產要素、社會財富和對經濟穩定的預期。必須重視穩和進的關系,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我國擁有后發優勢、大國優勢和體制優勢,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運行具有穩中求進的堅實基礎。
處理好“穩”和“進”的關系,關鍵是把握好時度效。對于高質量發展而言,穩中求進就是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要結合潛在增速、就業需求、外部沖擊屬性,采取留有余地原則,設定合理經濟增速目標,實施穩健有效宏觀政策,確保量的合理增長;強化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的有機結合,確保宏觀政策可持續性。瞄準國民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重大供給約束、重大短板環節、重大制度短板,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開放,確保質的穩步提升。
十二、短期和長期的關系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既要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又要在戰術上打好殲滅戰”。面對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我們既要看到短期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挑戰,更要看到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準備,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只有從長期大勢把握當前形勢,才能不為短期變化所左右,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
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關鍵是堅持戰略上打好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要注重解決具有累積性、擴散性效應的短期問題,早發現早處置,避免短期問題長期化、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加強對長期趨勢的戰略研判,做到長期問題早點干,久久為功。深刻認識共同富裕、碳達峰碳中和等長期目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持等不得、急不得原則,既要避免長期問題被短期問題掩蓋或延誤,也要避免長期問題短期化。長期并不是短期的簡單相加,要堅持階段論,注重賦予不同階段不同戰略目標,實現短期和長期的辯證統一。
十三、整體和局部的關系
整體和局部的關系既蘊含著高質量發展的價值觀,又體現著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不只是一個經濟要求,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不是只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區發展都必須貫徹的要求;不是一時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要求”。整體和局部是辯證統一的,整體是指事物的全體或事物發展變化的全過程,而局部則是指構成事物整體的各個部分及其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必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相統一;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只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都要體現;高質量發展既是對發達地區的要求,也是對落后地區的要求,各地區都要因地制宜、揚長補短;高質量發展不是一時一事的要求,而是立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選擇。以上都體現了整體和局部的關系。
處理好整體和局部的關系,關鍵是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既注重抓全面、系統、整體推進,又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處理好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政策設計要注重整體性、全局性和戰略性,避免出現“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不搞任務簡單層層分解,把系統目標碎片化;不搞“各人自掃門前雪”,使公共政策部門化。構建新發展格局,要統籌考慮短期應對和中長期發展,既要在戰略上布好局,也要在關鍵處落好子。生態環境保護治理,要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流域系統性出發,在重點突破的同時,加強綜合治理系統性和整體性等等。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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