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強調“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這為新時期做好金融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資本具有自我發展、無限膨脹的本性，引導不當容易產生“脫實向虛”，不利于經濟長期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金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持續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強調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實體企業生產經營受到較大沖擊，社會各界關于金融向實體經濟讓利的呼聲高漲。2020年6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向企業合理讓利，助力穩住基本盤。自此，減費讓利政策紛紛推出，反哺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業的一致行動，2020年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2021年6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部署推動金融機構減費讓利惠企利民。之后，五大行聯合眾多股份制銀行發布“關于進一步減費讓利的公告”，表示堅持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助力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及個人客戶等市場主體降低支付成本。
與此同時，近些年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銀行業利差持續收窄，一些中小銀行面臨可持續發展的壓力。據統計，2020年全國有7起中小銀行合并重組案例，數量超過往年，個別銀行因經營不善出現重大風險被監管部門接管。針對這一現象，連續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推動中小銀行補充資本”，2020年5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出臺了《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和補充資本工作方案》。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協同發展，強調的是金融業與實體經濟同呼吸、共命運，實現互利共生，金融業既不能唯利是圖，過度攫取實體經濟利益，也要量力而行，加強自身造血能力。正確認識和把握金融同實體經濟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共生共榮的關鍵。
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利益分配必須保持合理的平衡
金融發展理論和金融演化現實充分表明，“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液”，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盈利的唯一源泉。從本質上講，金融利潤是對產業利潤的分割，脫離了實體經濟，金融業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現實中，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具有系統復雜性：一方面，金融業的發展可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金融業有可能依賴信息優勢和操作便利侵占實體經濟利潤。因此，銀行業過度盈利會損害潛在經濟增長。
首先，金融的高利潤源自市場壟斷和管制利差。根據馬克思利潤平均化理論，利潤平均化的前提是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相對于競爭白熱化的實體經濟，金融行業具有高風險、嚴監管的特征，進入這一行業存在較高“門檻”。“高門檻、嚴準入”一定程度上會阻止金融行業的利潤向平均利潤靠攏，從而維持相對高的利潤水平。金融業本身并不創造價值，金融業高利潤意味著實體經濟融資的高成本，本質上是金融業向實體經濟分割資本回報，勢必會削弱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
其次，金融的自我發展會催生資產泡沫。金融業往往存在短期逐利的經營傾向，金融領域的盲目擴張、壟斷競爭，會導致資產泡沫。一旦遭受外部突發事件沖擊，金融資本的盈利模式便難以為繼，接管、重組、破產倒閉便會接踵而來。西方國家一再爆發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金融資本過度泡沫化運行的嚴重后果。
最后，金融泡沫的刺破會對經濟產生長期拖累。當金融體系深陷風險暴露高發期時，一味要求金融機構普遍、持續地下調融資利率，忽視金融自身“造血蓄能”，會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是金融業收益不能覆蓋風險，盈利下滑導致金融資本補充出現缺口，最終會失去哺育實體經濟的能力；二是銀行出現惜貸情緒，名義上貸款利率下行但實際上增加貸款難度，反而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利益分配必須保持合理的平衡，不能顧此失彼。檢驗表明，銀行業凈利潤率存在三個門限值，當銀行業凈利潤率處于不同區間時，產融利潤分配比與實體經濟增長之間會存在方向、力度的差異。具體來講，當銀行業凈利潤率低于0.491%時，產融利潤分配比對實體經濟增長為負向影響，此時銀行業因利潤過低影響資本補充而無法提供金融支持，或者在無法維持穩健經營的情況下產生惜貸情緒，最終對實體經濟產生拖累，產生金融抑制；當銀行業凈利潤率在0.491%至0.801%的區間時，產融利潤分配比對實體經濟增長為正向影響，銀行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利益分配處于效果最好的均衡水平，能夠實現“共生共榮”；當銀行業凈利潤率超過0.801%時，產融利潤分配比對實體經濟增長仍為正向影響，但促進作用大大減弱，表明在利益分配中，銀行業占優于實體經濟部門，使得銀行業獲利更多，擠壓了實體經濟的獲利空間。
我國銀行業與實體經濟的利益分配特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銀行業利潤增長與實體經濟增長總體上呈一致波動趨勢。若以2015年為分界點，兩者關系還可分為兩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2008年至2014年，這一時期銀行業凈利潤增速持續高于實體經濟增速；第二階段，2015年至2020年，這一時期銀行業凈利潤增速持續低于實體經濟增速，兩者走勢相對穩定。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銀行業凈利潤率總體上高于第二個門限值0.801%，處于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弱促進狀態，在2012年至2015年實體企業出現困境、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的過程中，銀行業凈利潤率不但依舊維持高位而且還出現了一定上升。但總體上看，過去十多年我國銀行業所處的盈利狀態對實體經濟發展維持了正面促進作用，并沒有出現因銀行業盈利過高產生的負向損害效應。但是，過去我國銀行業盈利狀態相比于國際主要經濟體而言是較高的，對實體經濟的促進效率也不是最佳的，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經濟金融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有關。備受鼓舞的是，近年來，我國進一步明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并通過一系列舉措引導銀行業盈利水平向行業平均利潤收斂，使得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共生關系更加明晰和穩定。2020年以來，隨著政府推動金融業向實體經濟大規模減費讓利，銀行業凈利潤率降至0.71%，進入了銀行業盈利狀態與實體經濟關系的最佳區間。
推動形成金融同實體共生的“三道防線”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發揮好金融業促進實體經濟的作用，必須保持金融業與實體經濟利益分配的合理平衡。
首先，宏觀上形成產融利潤比紅線。從金融發展規律和世界金融業發展歷程看，金融業不會自動向實體讓利，必須通過相關機制進行糾偏以實現利益共享。為此，一是要從共同富裕目標出發，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加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通過對金融從業者限薪、績效遞延等方式，將金融業薪資報酬控制在合理水平，防止人才資源向金融領域過度集中。二是探索構建金融利潤反哺機制，推動建立以盈利為目標、兼顧環境社會責任的商業銀行“雙導向”考核模式。現階段要發揮大型銀行讓利的“頭雁”效應，繼續向實體小微企業減費讓利，考慮把減費讓利列入金融機構環境社會治理報告的披露內容，通過社會輿論、市場評估及監管部門考核，引導金融機構把減費讓利制度化。
其次，中觀上形成市場集中度紅線。雖然近年來行政性壟斷導致的金融業市場壟斷已大為下降，但總體來講，金融壟斷還是存在的。地區之間以赫芬達爾指數衡量的區域集中度近兩年有所強化，反映出地區行政分割造成了競爭度下降，金融資源呈現向東部地區集中的趨勢。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加強反壟斷和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為此，一是在保持金融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松金融業進入門檻，從體制機制上探索金融區域壁壘融化的創新路徑。堅持對內對外雙開放，推動金融資本在地區間合理自由流動，使具有資質的外資、民營資本能夠平等進入金融行業，補充中西部銀行資本力量，推動區域金融均衡發展。二是完善金融機構破產重組相關法律制度，通過統籌區域內優質金融資源，加快中小銀行機構并購重組，不斷提升銀行業規模經濟效應；通過引導大型銀行加快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風險管控等方面的應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減少銀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最后，微觀上形成收益率生存底線。合理的息差是銀行機構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銀行業讓利要堅持量力而行。一方面，從資產端看，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銀行的資金成本、治理水平、風控能力等存在差異，在以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引導利率下行的過程中，要注意在地區、機構間分層推進，充分考慮中小銀行特點，在監管指標、普惠金融政策和利率自律機制等方面實行差異化監管。警惕低盈利銀行機構在自身“失血”情況下盲目“讓利”，過度損害銀行生存空間，損害金融自身發展，這反而會加大實體經濟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從負債端看，強化對存款市場的監管，維護存款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遏制中小銀行負債成本非理性上升。拓寬中小銀行負債渠道，增加政策性資金補給，減輕中小金融機構資金成本負擔。督促銀行機構提高負債成本的適當性，加強內部資金轉移定價管理，防止因過度開展高風險、高收益的資產業務而損害經營的持續性。銀行業“失血”嚴重的地區要加快銀行資本外源補充，以外源促內源，幫助其盡快進入與實體經濟共生的良性狀態。
（作者：范從來、林鍵，分別系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