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經過一系列發展改革和政策調整，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這既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新因素能夠孕育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判斷，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力高度發展、資本主義不斷自我調整、工人階級不斷進行斗爭和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果不斷學習借鑒的結果。該現象的出現雖然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根本改變，但有助于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心，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勝利將是一個艱難曲折的漫長過程，有助于我們認識并處理好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
【關鍵詞】西方發達國家 社會主義因素 馬克思 資本主義 生產力發展
【中圖分類號】A81/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5
王文章，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為現代化理論與中國現代化、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政治發展理論與中國政治發展。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市場》、《現代化視野下的我國公民社會發展路徑探析》（論文）等。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競爭共存的今天，全面認識和深入了解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的發展變化，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意義重大。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社會內部是否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根本沒有，有人則認為這些國家（特別是西北歐國家）所實行的某些政策措施就是社會主義，因此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
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客觀存在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進行了一些必要的變革和調整，無論是在生產關系方面還是在上層建筑方面，其社會主義因素都在增加。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社會生產的計劃調節和宏觀調控、高額累進稅和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勞資共決制的實行以及三大差別的縮小等，都可以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孕育的具有一定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新社會因素。對此，我們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相異就故意視而不見，而應該正視其客觀存在和具體表現。
首先，在所有制方面出現了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合作制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和發展國有企業，一方面是為了緩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國有經濟來控制經濟制高點以便更好地實施宏觀調控政策。雖然這些國有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但卻具有許多社會主義因素。同時，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里盛行的股份制經濟，呈現出股權高度分散化、控制法人化、經營權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等顯著特征，具有一定的公眾股份公司的公眾所有屬性，帶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所有制”性質的新社會因素。另外，曾被馬克思高度評價“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1]的合作制組織，也廣泛存在于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各個領域，以及工業、農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多種經濟門類和社會事業部門，成為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參加合作社的人數之多和合作社經濟的產值之大已不可小覷，比如參加合作社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法國為50%，日本為17%，意大利為8.1%，德國為25%；合作社經濟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丹麥為24%，法國和荷蘭為10%。[2]合作社的類型也很豐富，有工人自己集資和管理的合作企業或職工持股公司，有農民自己組織的各類合作社，有城鄉居民組織的消費合作社，且它們都帶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因素。例如，以色列的基布茲（即農業合作社）就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經濟上實行徹底公有、平均分配和共同富裕，政治上通過直接民主原則的輪流管理辦法切實做到人民當家作主，文化上大力弘揚集體主義精神等。[3]可見，西方發達國家所有制的多元化變革，雖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占優勢的情況，但是卻增加了一定的公眾所有或社會所有的社會化公共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素，使其不再是單一純粹的私人資本主義。
其次，在社會生產上實行一定的宏觀調控。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震蕩曾經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并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災難。然而，面對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力和新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在國內對整個經濟的部門結構和地區結構進行了改造和調整，并普遍采取了諸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國有化政策以及指導計劃等積極有為的經濟措施，對生產和市場進行了主動的綜合調節；在國際上對各國的生產分工、價格關稅、貨幣匯率等進行了主動的全面協調，從而逐步改變了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投機性和破壞性現象，實現了經濟運行的計劃性、有序性和可調控性，減少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況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概率。因此，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已逐漸成為有宏觀調控的資本主義，一些國家還為此設立了專職的經濟調控部門，并制定了中長期的發展計劃。社會生產的宏觀調控或規劃性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實施宏觀調控和制定發展計劃，為社會主義因素在其中的孕育和積累開拓了一定空間。
再次，在收入分配上的公平化和社會福利上的普遍化。當代西方發達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各種手段，對收入分配進行了必要的干預和調節。在初次分配上，資方既要與工會組織商議工人的勞動報酬，又要遵守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制度。在二次分配上，政府通過高額累進所得稅和高額累進遺產稅，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通過稅收方式集中用于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以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有西方學者據此認為，政府逐漸被賦予了征收所得稅和負責提供社會福利等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能，“這種新的制度被稱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即由市場調節日常經濟生活中的具體活動，而由政府管理社會秩序，提供退休金、醫療保健以及編織社會安全網，等等”[4]。以德國為例，2005年其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為19%～42%，遺產稅的稅率為3%～70%。[5]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較高，有利于更多的低收入者免繳個稅和增加個人收入，達到保護普通勞動者利益的目的；而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和財產贈與稅的累進稅率，可以達到“劫富濟貧”和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目的。利用稅收構建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為退休人員提供養老金，為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險金，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救濟，為適齡人口提供受教育機會，為赤貧家庭提供住所，為大多數人提供醫療保險等各種社會保障。因此，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每年財政支出的最大項目一般都是福利開支，約占財政收入的50%以上。[6]西方發達國家的上述收入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雖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性質的分配關系，但卻部分地實現了一些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提高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質量，縮小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
最后，在企業管理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化。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為緩和勞資矛盾和調節勞資關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通過建構勞資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形成了集體談判與集體合同制度和共同決定制度，工人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同雇主和企業管理者共同決定企業的重要事務。例如，在西歐各國推行的共同決定制度，要求企業必須吸收若干名工人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管理；企業不得隨意解雇工人，必須解雇時要與工會協商并給予補償。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資雙方的對立，改善了工人的處境，維護了工人的權益。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迫于人民要求擴大民主權利的強大壓力，通過改革完善了普選制度，擴大了包括言論、集會和結社等在內的公民權利；通過完善法制，把國家權力的運轉、制衡和監督等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有利于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政黨組織的合法存在和進一步發展。世界上現有大約120多個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政黨，200多個社會黨[7]，其中大部分都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政黨組織的入閣或直接執政，也體現和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
社會主義因素孕育于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符合馬恩的思想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一個時期里，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一部分人認為，雖然在歷史上剝削制度的更迭規律是舊制度內部可以自發地孕育和積累新制度的因素，如奴隸社會內部可以孕育和積累封建社會因素，封建社會內部可以孕育和積累資本主義因素，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卻不能孕育和積累社會主義因素，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全新公有制度，其各種因素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建立起的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消滅了一切私有制之后才能產生。例如，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于：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樣現成的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8]。當然，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不能孕育社會主義因素的思想，主要是針對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發達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情而言的，并沒有否認其他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可以孕育和積累社會主義因素，甚至認為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形式上與社會主義有許多共同之處，因為“那里有達到‘最新成就’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技術和服從于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如果把這些黑體字刪掉，不要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樣用國家，然而是另一種社會類型、另一種階級內容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那你們就會得到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全部條件”[9]。
列寧關于俄國資本主義不能產生社會主義因素的思想，為斯大林和毛澤東所繼承并被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一個時期里成為蘇聯和中國理論界普遍認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觀點。斯大林在1951年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談到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時提出，“蘇維埃政權不能像以往的革命那樣，以另一種剝削形式去代替一種剝削形式，而必須消滅任何剝削”；“由于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10]。毛澤東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也指出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根本不能產生和成長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認為“修正主義者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城市中的公用事業是社會主義因素，說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歪曲”[11]。實際上，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并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來的思想，因為他們曾經多次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能夠自發地孕育和產生社會主義因素。
早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舊社會內部能夠產生新社會因素，“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12]。據此，他們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3]。以此類推，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進行著類似的運動，即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和經濟關系能夠孕育于資本主義母體之中。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必然趨勢就是在發展中造成對自身的否定，原因是“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14]。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創造出的新的經濟制度要素”，最大可能指的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因素，這與他在1871年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的想法一致，即“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15]。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不是去建立自己頭腦中所構想的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而是要通過適當的形式把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孕育的新社會因素，即合作社或合作制生產等社會主義因素解放出來并發展壯大。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合作制生產一旦在全國普遍建立并控制全國生產，資本主義社會就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合作社在這里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16]。馬克思認為后來新出現的股份企業也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17]。
可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已經指出資本主義在自身揚棄的過程中，釋放出了“新社會的因素”和“新經濟制度的要素”，亦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自發地孕育和積累了社會主義因素。即便是列寧也認為資本主義內部可以形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形式，指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和前階。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遵循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要發生質的飛躍，所以新事物的產生不可能是無源之水或無本之木，必須在舊事物內部進行孕育和量的積累。與自然界的物種進化一樣，任何一個人類社會形態都不是純而又純地只具有本社會的本質特征，而是難以避免地會具有前一個社會的一些殘余和后一個社會的一些萌芽，呈現出新舊社會制度相互滲透、相互聯系和相互貫通的歷史交替過程，如資本主義社會既具有一些封建社會的殘余又具有一些社會主義的萌芽。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加的過程，就是為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行物質積累的過程，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積聚到一定程度后，資本主義社會就會發生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質變。所以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18]。
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現實促使其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
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客觀而言并非資產階級突發善心或慈悲的自覺行為，而是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迫于資本主義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形勢的變化，為緩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而進行政策調整的被動結果；是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為維護自身權益所進行的不屈不撓斗爭，迫使資產階級讓步的結果；是社會民主黨等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政黨入閣或上臺執政后，所采取的一些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改良措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為維持其統治，學習和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驗的結果。
首先，社會主義因素的多少總體上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低呈正相關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最活躍和最革命的要素，所以生產力的發展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也是一切社會變革的終極原因。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社會要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高度社會化的大生產基礎之上。資本主義越發展，社會主義因素也相應地越多，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和對社會的依賴程度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生產的過程以及商品的交換也越來越脫離資本家個人的控制。二戰后，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主要原因包括：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社會化大生產，并引發了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西方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在全球資源配置格局中占據的主導地位，利用自身在資本、技術和市場等方面的優勢，使經濟全球化向更有利于自身生產力發展的方向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充分利用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廉價地使用不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并從不平等的國際商品貿易格局中獲得了巨額的超額利潤。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以及從國際不平等秩序中獲得的超額利潤，使西方發達國家有能力進行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社會福利制度相關建設，擴大中產階級和改善社會的不平等狀況，自然地增加了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
其次，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迫使西方發達國家不斷進行自我調整。隨著生產力、生產社會化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越來越尖銳，為了緩解這種矛盾和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被迫在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所許可的范圍內，對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和體制模式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從而激發了其社會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產生。事實上，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建設上所推行的勞動法和最低工資法等，在上層建筑上所推進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的有效結合、公民權利的進一步擴大等，在經濟上實行的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等，都是資產階級為了適應資本主義最新發展形勢和繼續維持其統治所進行的自我調整。這些多少含有一定社會主義因素的調整措施或者改革政策的出臺，也同社會民主黨等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政黨組織入閣或上臺執政后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措施有關，還與這些國家的政府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成果有關。現代社會主義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和批判者，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共存中顯示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在給資本主義的生存發展帶來強大的挑戰和壓力的同時，也提供了克服其弊端的某些方法和政策啟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借鑒這些做法緩和了其社會內部的矛盾，當然也相應地增加了其社會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
最后，工人階級不斷爭取自己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斗爭推動了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常常通過生產罷工、工會組織或政黨組織等形式，對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施加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迫使后者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做出一些讓步，從而使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不斷得到改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斷得到提高，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不斷得到維護。特別是作為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工會，在工人階級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如實施社會福利、建立雇員投資基金等，基本上被政府和雇主采納，成為現行制度或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19]工人階級長期斗爭所帶來的各種社會進步，與社會民主黨之類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政黨所推動的一些進步性改良措施，如在經濟領域的宏觀調控、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實行充分的就業政策和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支持工會同雇主協商工人的工資待遇和改善勞動條件、吸收工人參加企業的管理等，共同促進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社會主義因素的積累。
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因素具有復雜性
諸多社會主義因素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孕育和積累，既要求我們必須時刻關注和認真對待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發展變化，又要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該現象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首先，社會主義因素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積累，并沒有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性質、政治制度和基本矛盾。從表面上看，雇員持股的舉措雖然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擴大到工人階級群體，但實際上卻絲毫不意味著廣大持股職工和資本家一樣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人，股份公司的決策權還牢牢掌握在足以控制企業多數股份的大股東和大資本家的手中。雇員參與企業管理和決策的舉措，雖然是一項使勞資變得和諧的社會變革，但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工人階級在企業中被剝削的雇傭地位，也不能徹底改變勞資對立的狀況，工人也不能真正成為企業管理中的平等伙伴。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但并不能徹底消除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現象，不能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更何況社會福利基金主要來源于職工交納的社會保險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宏觀調控舉措雖然起到了減少發生經濟危機的良性作用，帶來了西方發達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但它終究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能改變資本家對最大利潤的狂熱追逐。借鑒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的舉措，雖然表明資本主義認可一些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認可社會主義的一些原則對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作用，但只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并不意味著其要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
其次，各種社會主義因素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孕育和積累現象，有助于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必然勝利的信心。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能夠讓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積累更多的社會主義因素，能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實現創造更多的客觀條件，并最終使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大趨勢。認清這個歷史發展大趨勢，有利于我們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處于低潮的時期，樹立起社會主義必將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堅定信心。當然，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的積累，是一個積少成多的逐步積累過程，也就是說，只有當社會主義因素積累到一個相當程度的量之后，才會發生向社會主義的質變，這就意味著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將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當代西方發達國家處于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社會危機和制度危機等接踵而至的系統性危機狀態，以及社會主義終將全面勝利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諸多社會主義因素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積累使其勞資關系趨向相對緩和、社會關系維持相對和諧，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發展還有一定的空間，資本主義還有強大的生存能力和適應能力，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尚需一定的時間和機會。馬克思曾經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0]。因此，我們既要對未來的社會主義前途抱有必勝的充分信心，又要看到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并不等同于社會主義社會本身，更不會自行演變到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的征途必將道阻且長，需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長期的艱苦奮斗。
最后，各種社會主義因素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孕育和積累現象，要求我們一定要處理好與這些國家的關系。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可以自發地孕育和積累社會主義因素，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對立，而是既有相互排斥對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賴促進的一面。在未來可見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還將競爭共存，社會主義的發展還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影響。特別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還相對落后，尤其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相對較低。即便是中國，經過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生產力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市場經濟體制也還很不完善。因此，面對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我們不應該抱持敵對仇視的態度，而應該保持理性開放的態度；不應該離開發展的現實抽象地空談“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應該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實踐中，加強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充分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積累的各種文明成果，大力吸收和引進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我國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誠如列寧所言：“因為不利用資本主義的遺產，就不能把社會主義建立起來。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為反對我們而創造的一切文化珍品。”[21]
綜上所述，當代西方發達國家面對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和工人階級的不斷斗爭等新形勢，在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因素的孕育和積累，這既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因素孕育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判斷，也有利于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還有助于我們處理好與這些國家的關系。
注釋
[1][13][17][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0、261、520、33頁。
[2][5]胡連生、楊玲：《當代資本主義雙重發展趨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96～97頁。
[3]王彥敏：《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探析》，《山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
[4]［美］保羅·薩繆爾森、［美］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20頁。
[6]臧秀玲：《當代資本主義新發展問題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0頁。
[7]王家瑞：《當代國外政黨概覽》序，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
[8][9]《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7、525頁。
[10]《斯大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2～543頁。
[1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第7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頁。
[14][15][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60、492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頁。
[19]胡連生、楊玲：《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與社會主義的新課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3頁。
[21]《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6頁。
責 編／桂 琰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the Societ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 Wenzhang
Abstract: After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reform and policy adjustment, there are some socialist factors appearing and grow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Marx and Engels' judgment that the new socialist factors can emerg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but also an outcome resulting from the high productivit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nstant self-adjustment of capitalism, the unwavering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efforts to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lth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mean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t does help us to firmly believe in the inevitable victory of socialism, realize that this victory will be a long and arduous proc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pitalist world.
Keywords: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ist factors, Marx, capitalism,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