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要領，在于讓經濟循環暢通無阻——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一項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深入領會這一指導思想，應認識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內循環為主體基礎上促進經濟雙循環暢通無阻。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局非常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在推進現代化、尋求和平崛起的“東升西降”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國際關系變化。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使這一變局加速變化，世界經濟衰退壓力難以避免。為應對挑戰，把握繼續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機遇，我們原來的發展軌道、戰略策略組合有必要作適當調整。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基于對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情況以及國際環境變化的深刻洞察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具有指導全局的前瞻性、戰略性。

要在開拓創新中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為優化的“雙循環”，即通過基于內循環為主體的內外互動、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不斷開拓新格局，打開新局面，追求更高質量的、以結構優化和應變能力提升為途徑實現的中國升級版的發展。在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尤其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方面，我認為應主要把握如下幾個要領。

第一，要注重優化收入再分配，以釋放14億人口巨大經濟體的消費潛力。近年來，我國人均收入逐年上升，但不必諱言收入分配中存在結構性矛盾和不合理之處。要通過優化收入再分配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更好地改進民生，并在有效投資的支撐下，保持一定的就業水平，使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穩定和形成較好預期，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進而繼續提升消費能力和意愿，我國14億人口超大市場的消費潛力就會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這經濟持續發展形成的“源頭活水”與分配優化的“合理分水”，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一個優化雙循環的重要支撐因素。

第二，要讓中國本土企業的活力能夠如愿發揮。這是根本性的問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其微觀層面活力的釋放，離不開宏觀決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膽略和決策。在這個問題上，要吸取東北地區在前些年迎來了短暫的經濟回暖后，又面臨經濟增速斷崖式下滑的困境的教訓。這里面反映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市場經濟的“文化”因素。民間有個說法叫“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固然只是句調侃，但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東北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崇拜“權力與關系”社會氛圍的不滿。市場經濟的商業文化不足，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構建緩慢，會深刻影響乃至扭曲交易行為，如果契約很難得到遵守，交易成本過高，企業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發揮出來呢？坦白地講，這樣的問題并不局限在東北，全國不少地方都存在類似問題。這啟發我們：當前的國內大循環要想做得好，關鍵是要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下決心打造出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讓企業的活力真正發揮出來。

第三，要以新型舉國體制攻關“卡脖子”的關鍵技術，支持內循環。盡管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已經成長為創新大國，但離創新強國仍有距離，尤其對于芯片等“卡脖子”的關鍵領域的技術創新仍存在明顯的短板，這是我們內循環里特別突出、自己目前還解決不好的問題。解決這類問題需要依靠舉國體制“2.0版”，即新型舉國體制，而在借鑒“兩彈一星”經驗的同時，一定要加上市場經濟條件。比如芯片不能只是停留在科研階段的試驗樣品和開始生產時的較小批量，它最后一定要在市場上形成大批量、源源不斷、高穩定性、高質量提供成品的供給能力而占據超過一定臨界點的國際市場份額，才標志著終于攻關成功。突破了這些“卡脖子”的關鍵技術，無疑將對我國的內循環發揮自立自強的戰略性支撐作用。

第四，要讓供給側的要素充分流動，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讓更多的農村人口相對順利地進入城市，成為市民，構造內循環新局面。中央政府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確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實際運行中有條件放開戶籍的中小城鎮，都要盡快放開戶籍限制，有壓力的一線城市和一些省會、中心城市等，也要積極推動居住證積分制度來實施過渡，讓已經進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從農村遷移過來又沒有取得戶籍的被稱為“打工仔”“打工妹”“農民工”的這個群體，以更好條件盡快對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五，要強調必須抓好有效投融資。如果想使所有的經濟活動能夠有后勁，前置環節是要有投資來形成有效的產能，即形成有效供給能力，從而有可持續發展的后勁。2020年后的投融資重點，已經被概括為“兩新一重”，即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和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要合成投融資的通盤安排。

所有這些要領歸結到一個龍頭因素概念，就是中央所說的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們這么大體量的經濟體來講，如果供給側“矛盾主要方面”的問題解決不好，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是難以做到的。事實上，也正是因為近年來我們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塑造了立足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繼續發展國際大循環的有利條件。因此，暢通雙循環，意味著基于優化需求側管理，消除堵點構建強大國內需求體系的同時，要大力促使供給體系和國內、國際需求更加適配，其內在要求就是，在改革深水區，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給、結構的優化，促進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而這個供給體系一定要立足本土，同時要對接全球化廣闊舞臺，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以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來開拓發展新格局、打開新局面。

（作者為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