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深刻闡釋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全方位描繪了新時代“中國之治”的美好前景和宏偉藍圖。面向“中國之治”的愿景和要求，推進實現新科技革命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深度融合至關重要。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全方位立體化工程，推動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要有充分的理論創新。如何加速推動社會治理的標準化、協同化、精準化、規范化和信息化，需要新科技革命的理論成果切實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尤其是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突出抓好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構建好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基礎支撐。同時，面向新全球化、產業變革與社會轉型三重疊加的歷史交匯期，要實現更加精細化、更加便捷化、更加智能化的社會治理，亟需做好新科技革命的創新成果轉化。
實現“人工智能”時代的價值統合，是“中國之治”的愿景。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下一個產業新風口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機遇。一方面，人工智能是新興科技重大革新的結果，正在世界各地推進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將為現代社會帶來更多具有共時性的法律規范及倫理規約問題。因此，在社會“技術化”的歷程中，要正確處理好技術和人的關系，把技術環境和技術工具作為“為我所用”的依托，推動人工智能融入社會、共同走向“善治”，避免出現智能風險、智能偏見、智能失權。要以“善治”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把以人為本作為邏輯起點。“善治”的實現依賴于“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產出和成果轉化，而人工智能的走向和發展更要服務于以人為本的邏輯內涵。要挖掘和運用“善治”的價值張力，統合好“人工智能”時代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和方向，發揮AI治理的可塑性和高效性，打造面向“中國之治”的智慧社會。
實現“區塊鏈”時代的技術耦合，是“中國之治”的要求。“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和“自治性”的區塊鏈技術能夠有效提升經濟效率、重塑信任機制、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區塊鏈”時代將對現有社會秩序和格局帶來重要革新。社會的治理與發展是一項系統性社會工程，保證社會生活按照人們選擇的治理理想、治理觀念和治理原則展開。社會工程需要社會技術，包括社會治安防控、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基層社會治理、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等，從技術上保證社會工程能夠合理有效地發揮效能。“區塊鏈”時代加快了社會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契機，其創造的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互為條件、互相制約，合力推動了現代社會的生成和發展。面向“中國之治”的時代要求，要使“區塊鏈”時代和社會技術交相耦合，通過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的相互賦能，從技術上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有效解決不信任問題，進而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走向新時代的“中國之治”要實現“智能物聯網”的應用契合。“感知化”“互聯化”和“智能化”的智能物聯網技術構建了更加精密高效的智能社會治理網，為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技術路徑。“流動性社會”的治理亟需扎根于更加精準化、智能化和專業化的服務水平和功能應用。應以智能物聯網激發社會治理效能，把新技術、新應用融入社會治理各個環節，優化“城市大腦”、提升智慧社區建設水平、做細鄉村治理平臺，打造城市、社區、鄉村的現代“三元治理”格局，提高公共服務精準化水平、優化公共服務流程、縮短公眾需求應對周期。另一方面，也應依托社會治理需求激發智能物聯網的創新效能，挖掘教育、醫療、養老、公共服務、城市運行、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的廣泛需求，不斷拉動新技術、新應用的創新力、創造力和生產力。
從社會治理回溯科技創新，可以看到，社會治理已然使新科技革命產生了從“坐標效應”到“路標效應”的轉變。在前一階段，新科技革命把社會治理視為坐標，用以標定技術創新和科技事業的進展、產出和成效。隨著對社會和社會治理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新科技革命也將社會治理視為前路和發展的指向性“路標”。這意味著，在這一階段，社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產生了更為明顯的互構作用，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要以服務社會治理為遵循，圍繞城市、社區、鄉村的治理需求，推動人工智能、區塊鏈、智能物聯網等現代科技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斷為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本文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