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年危機”格外引人關注的原因在于，互聯網社會通過三個方面放大了“中年危機”：延長性生命周期拉長了“人的再生產”，新興型職業體系讓中年人的經濟基礎不穩，而扁平化社會結構則在“上層建筑”層面沖擊著中年人的社會認同、權力根源乃至地位尊嚴。

【關鍵詞】互聯網社會 中年危機 延長性生命周期 新興型職業體系 扁平化社會結構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中年危機”作為一種剛性的規律，是一個自古就有的、非常直白的現象。不過，當今互聯網社會的“中年危機”卻有所加重或放大，至少從生命周期、職業體系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三個方面放大了“中年危機”。

延長性生命周期中的“中年危機”

盡管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2013年提出的年齡分段中將45歲至59歲視為中年人，但在如今的中國人看來，35歲到65歲，差不多都可以說是“中年期”。隨著科學技術特別是醫療技術的發展，現代人預期壽命隨之提升，我們正面臨一個“延長性生命周期”，而且該周期似乎還在不斷延長。生命周期的延長是當代社會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2017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43.35歲延長到2017年的76.7歲。

生命周期在短時間內的迅猛延長是我們過去從未碰到過的。現代社會，中年人需要背負四座大山：房貸、車貸、教育子女、贍養老人。其中，房貸和車貸是現代金融創制的產品，互聯網社會助推它們大行其道，人們一旦背負，往往就是二三十年。三十年，在過去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正常人的一輩子，某個社會中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而如今，完全可能只是人們的“中年期”。

由于身處“延長性生命周期”，中年人教育子女、贍養老人的時間也大為延長。孩子從出生、上幼兒園到25歲左右碩士畢業，至少25年左右“教育子女”的重擔在肩，不能輕易卸下。而以現在的醫療技術水平，“八十歲老母”再活20年也并不稀奇，目前養老主要還是由家庭承擔，也讓這一重擔切實地落在中年人的身上。

以上考慮的還只是一個孩子和一個老人的情況，當今世界是較為和平的世界，世界總體和平近80年的結果是：老齡社會的來臨。所以一對中年夫妻面對4個老人，亦屬正常。至于孩子，中年人還在猶豫該不該再要一個。

雖然國家已經全面放開“二胎”，但仍有不少“中年人”乃至“老年人”提醒：要慎重考慮生二胎。在生不生二胎的問題上，家里是否有老人幫忙帶孩子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自家老人幫著帶孩子，自然比雇傭外人放心，同時卻也需要格外擔心老人身體健康狀況方面的風吹草動。因為中年人自身面臨健康狀況下降、情感情緒不穩、競爭意識減弱等方面的風險或困境。

隨著中年期的拉長，“中年人”相關風險或困境持續的時間會更長，其中包含的不穩定性也就越大。通過加快相關信息的人際溝通，互聯網社會無疑助推了生命周期的延長，進一步增加了這期間中年人自身身體、情感、競爭意識的不確定性以及家庭的脆弱性。這就從時間維度放大了“中年危機”。

新興型職業體系下的“中年危機”

延長性生命周期讓作為一家之主的中年人肩上沉重的擔子歷經更長的時間才能放下，所以人到中年之后，一怕生病，二怕離職。互聯網社會還能夠通過重塑職業體系來放大中年人“離職”乃至“失業”的可能性。

對于一個工作崗位來說，其可替代性越強，占據該工作崗位的員工隨著年齡的增長，被替代的風險也就越大。這是因為老員工工資高，而新員工工資低，用人單位辭退老員工代之以新員工，能有效降低其運行成本。顯然，互聯網社會加劇了這種“用新人換舊人”意義上的工作崗位的“可替代性”。一方面在于，知識和信息在互聯網社會變得越來越容易獲得，而新知識、新信息以及新技術技能的習得能力，又隨著人們步入中年后年齡的增長、用心的復雜而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在于，當今社會技術越來越先進，信息和知識更新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而工作年限長的中年員工，因技能熟練而思維方式逐步穩定化，完全有可能跟不上技術和知識的最新潮流。

此外，互聯網社會還存在更多的“用機器替代人”的風險。比如說無人駕駛汽車、無售貨員超市等，都完全可能在人工智能技術大幅提升后大規模出現。更為嚴峻的是，互聯網社會強化了新技術的推陳出新動力，新技術完全替代舊技術所需要的時間越來越短。這讓新的工作崗位大面積涌現，整個社會的職業體系都發生巨大變化，呈現出“新興型”特征。

新興型職業體系帶來的影響是中觀層面的，甚至一些行業都會被替換掉，而且速度越來越快。比如，隨著手機成為電子照相機，膠卷及其相關行業也就變得可有可無。同時，隨著推廣范圍的擴大，會有大規模的人群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段就業于一個相同的行業、做相同的事情。比如，快遞行業、直播行業、網警行業等。這在以往的社會是很少見的。

新興型職業體系的這個特征，容易產生這樣的群體性現象（如果不是事件的話）：在一個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段，大規模步入中年的人群可能離職或失業，于是這些中年人在“再就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面臨相對以往更為激烈的競爭，其相對于年輕人在經濟價值方面的弱勢也就更容易凸顯出來。這不免讓中年人的職業迷茫甚至比應屆畢業生的職業迷茫更甚，“中年危機”也越來越嚴重。

扁平化社會結構里的“中年危機”

個體獲得的權力地位乃至身份尊嚴，與其所處的特定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在工業社會，不能指望老年人獲得在農業社會中那樣的權力地位；在互聯網社會，也不能指望中年人獲得在工業社會中那樣的身份尊嚴。在過去的社會結構之下，中年人可以通過關系網絡、信息優勢、從業經驗、權力結構來獲得身份認同、尊嚴地位乃至尊重意義上的存在感；但是在互聯網社會，這種信息優勢、權力結構正在迅速變化，而相關的關系網絡、從業經驗的價值也在迅猛下降。

一個更為扁平化的社會結構正在來臨。信息越來越通暢，經驗越來越容易傳遞，年輕人搭建關系網絡更為便捷，也越來越能夠對傳統權力結構產生倒逼和威懾力。盡管資本和暴力潛能的作用仍然至關重要，但過去依靠關系、信息、經驗和權力所形成的、有利于中年人的社會結構金字塔的根基正變得越來越脆弱。

我們發現，年輕人的信息渠道比中年人更為通暢，更懂得使用精確而專業的搜索引擎，這導致“文化反哺”對象的年輕化。不僅由年輕人教老年人新東西，甚至需要年輕人教中年人新東西。因為互聯網的傳播速度快，年輕人的學習能力強，一些全新的生活方式、做事方法、思想觀念一旦興起，在年輕人群體中形成傳播，就能在年輕一代中迅速普及，產生某種可稱之為“信息權力”的新型權力，對現實生活形成影響力。這樣的影響力是生活趨向家庭化、學習趨向機構化的中年人群體難以做到的。中年人的知識、經驗，很快會被認為是過時的、老套的，是需要修補乃至更新的。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里，中年人可能依靠從業經驗、信息優勢乃至關系網絡獲得相應的威信，建構權力金字塔，這樣的金字塔反過來，又能進一步鞏固中年人的信息優勢，以及從業經驗和關系網絡的價值。但互聯網社會的沖擊、社會組織方式的網絡化，讓中年人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甚至讓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們產生一種無力感——他們已經越來越難以左右年輕一代的注意力和對他們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的關注度。這種無力感，如上所述，是有系統性原因的。所謂系統性原因，是說這種原因一旦出現，很難抗拒，很難憑借一己之力加以改變。

于是傳統社會結構里很有權力的人，在扁平化的互聯網社會中連被尊重的需求可能都會得不到滿足。這毫無疑問會從宏觀層面上加重中年人的危機，使之成為一個更為系統性的危機，從而放大了它的嚴峻性。

換個角度看，被互聯網社會放大的“中年危機”，對中年人來說，是不得不扛下來的責任和不得不品嘗的艱辛，但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說，卻未嘗不是一種福音。當今的延長性生命周期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世界長久和平以及現代醫療等技術高速發展的一種見證；對于這種危機來說，只要中年人不把手里的權力“放大”，對抗年輕人，人為限制年輕人的進步，就意味著年輕人是有希望的，他們可以通過對職業體系和社會結構的重塑改變人生際遇。于是在總體上，互聯網社會中的年輕人是可以“哪怕告別暴力革命，也可有所作為”的新生代。身處“危機”中的中年人仍應該慶幸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社會學系主任）

【參考文獻】

①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余成韜：《無人駕駛測試重啟獲批，Uber會怎么走》，搜狐網，2018年12月26日。

③王水雄：《結構博弈——互聯網導致社會扁平化的剖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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