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創新

根據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菲爾普斯的定義：發明不是創新，事實上發明很少能夠成為創新，世界上大部分發明專利都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復制”“轉讓”“適應”都不是創新，它們在本質上都屬于“應用”；改頭換面的“舊創意”更不是創新；引進外部技術也不是創新，它只是對“外部創新”的模仿；真正的創新是內生的、本土的創新。真正創新的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新的創意、對資本與勞動要素進行新的組合、構思和生產新的產品，并最終完成生產和銷售的過程。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即基于本土的內生性創新，經濟增長一定是不可持續的。真正的創新，可以從東亞的增長、日本的增長兩個方面來研究。東亞新興經濟體曾經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明星，但是在經歷了從起飛到中等收入的快速增長之后，便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分析，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缺乏內生的、本土的創新和技術進步。東亞新興經濟體在引進外部技術方面做得很成功，但是卻沒有能力進行真正的技術創新。這不僅是因為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而且關鍵在于沒有企業家。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日本。日本在引進技術方面比東亞新興經濟體做得更好，而且在很多技術領域可以達到高仿的水平。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越來越多。但是，同樣是因為企業家的稀缺，導致整個日本社會缺乏把科學領域中的發明創造轉化成為本土創新的能力。結果，盡管日本的研發效率（即單位研發投入帶來的專利申請數）已經名列世界前茅，甚至超過美國，但由于沒有企業家的介入，終使大量的發明與技術專利成為廢紙一張。

為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只能依靠企業家來實現

第一，具有使命感與責任感。如果說投資者（或者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所追逐的是利潤，那么企業家所追求的首先不是利潤，當然這并不是說利潤不重要，因為沒有利潤，企業的經營就將不可持續，創新也就無從談起。企業家在很多情況下看重的不是利潤，而是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那就是通過投資造就一家偉大的企業。況且，創新通常都不是利潤最大化的行為，而是風險最大化的行為。美國人福特是企業家的典型代表，他冒險創辦福特汽車公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把美國從一個馬背上的國家變成一個安放在汽車輪子上的國家，以促成美國社會完成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偉大轉型。為了促成這樣的轉變，他通過技術創新（裝配流水線）和制度創新（員工分紅計劃）、提高生產率實現了以下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標：最低的產品價格和最高的員工工資，從而使得美國的產業工人只需要幾個月的工資收入就可以購買一輛福特汽車。

第二，敢于承擔風險。資本家為了利潤而去冒險，企業家則是為了創新而去冒險。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這兩種風險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追逐利潤的風險源于投資者的無知或不確定性，創新所面臨的風險則是一個概率事件，因此創新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投資風險和創新風險的以上區別清楚地告訴我們，資本家或者投資者通常都是風險厭惡者，而企業家則屬于風險偏好者。正因為如此，企業家要比資本家或者投資者更加具有創新精神。

第三，擁有足夠的知識。企業首先是一個要素的集合，企業綜合了資本家或投資者提供的資本、勞動者提供的勞動、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土地，以及經歷革命后誕生的企業家所帶來的知識。成功的企業家必須具備完成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特別是與創新相關的全面知識。從動態的角度來講，企業產品的復雜程度越高，對企業家的知識要求就越高，創新的難度越高，對企業家的知識要求也越高。就像美國跨學科理論學家塞薩爾·伊達爾戈在《增長的本質》一書中所說的那樣，經濟増長的本質并不是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是知識與信息的積累，這種積累充分體現在產品的復雜程度上。一般來說，越是復雜的產品，其生產與使用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和信息就越復雜，從而對企業家的知識要求也就越高。創新可以是創辦一家新的企業，創新也可以是大企業內部適應變革的種種組織、業務和技術的創新，創新還可以是熊彼特所說的“毀滅性創造”。因此，創新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還需要知識，以及在強大的知識力量基礎之上才能產生的想象力。為了具備這樣的知識體系，企業家不僅需要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還需要掌握系統的商科知識，并善于運用這兩方面的知識，形成企業家所獨有的想象力和冒險精神。

如何為企業家營造創新環境

沖破傳統文化的壓制，從根本上解決企業家稀缺的問題。古今中外，凡是基于傳統農耕文明的文化，基本上都是鄙視商業活動的。人們從直覺出發，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真實財富的，而對促成人們交換的商業活動則給予很低的評價，通常都把它們定義為投機獲利的不道德行為。另外，商業交換產生的個人權利是對政治權利的一種挑戰，那些依靠政治權力即可獲得社會財富的政治精英一定會刻意貶低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把生產率低下造成的貧困歸咎于商業活動，把濫用公權造成的貧富差距歸咎于商人的交易行為，從而對各種正當的商業活動加以限制，對商人、也就是最初的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那些人，從道德上加以貶低。我們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就必須破除農耕社會的舊道德，改變農耕文明遺留下來的那種顯然具有“官本位”性質的社會階層排序，讓企業家成為受人尊重的社會精英。

完善企業家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企業家的創新本能。當今世界大致有以下幾種富人：以革命性創新而富有的人，他們的名字與歷史上的重大技術創新相關；大公司的高收入經理人，他們與歷史上重大創新無關，但其領導的企業能夠不斷地開發新產品；從事金融投資的“大人物”，他們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造就了偉大的企業家；各種明星人物，他們具有很高的市場價值，因為他們滿足了大眾精神消費的某種需求。很顯然，在以上排名中，名列榜首的通常都是企業家。為什么企業家會名列世界富人榜首，因為他們承擔了技術創新的風險，因為他們通過技術創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他們通過真實財富的創造增進了全人類的福利。企業家就像奧林匹克競賽中的金牌得獎者一樣，是市場經濟競賽中的金牌得獎者，理應獲得最高級別的經濟獎賞。

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的邊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從根本上解決企業家才能錯配的問題。在不同的國家企業家雖有數量多少的區別，但任何國家都不缺企業家精神，關鍵在于企業家才能如何配置。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企業家既可以將其才能用于研發等生產性活動而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也可以用于尋租等非生產性活動而導致普遍性的社會腐敗。導致企業家才能從投向研發轉向尋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與企業的邊界界定不清，以及由此帶來的較高的制度交易成本。政府與企業的邊界界定不清，企業的活動空間就會受到壓制，企業的行為就會受到過多的行政管制，從而會產生很高的制度交易成本，其中最為典型的制度交易成本就是市場能否自由準入、市場能否公平競爭。政府的職能原本是為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所有權的保護，但是一旦政府將其職能擴張到對于市場準入的審批，或者通過產業政策為參與市場競爭的特定企業提供補貼等支持的時候，那么企業家就會把過多的才能與資源用于謀求政府支持和補貼的尋租活動，而不是研發和技術創新。所以，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創建一個能夠讓企業家充分發揮其創新才能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換句話來說，要想讓企業家走上創新的道路，就要有政府管理體制的創新。

（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