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率是一個經濟體稅制的核心要素，是稅負高低的重要指標。全球各地法定稅率差異及其變化，反映了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政策目標導向等的變遷。
近期，美國稅務研究基金會（Tax Foundation）收集整理了全球202個國家（或地區）2017年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基本信息。通過對比，我們發現全球公司所得稅稅率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美國屬地占到前20名的1/4
全球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為22.96%，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加權的法定稅率的平均值為29.41%。歐洲各國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在全球是最低的，為18.35%。如果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加權的話，歐洲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平均值為25.58%。相比之下，非洲則擁有全球最高的地區性法定稅率，其非加權平均值為28.73%，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加權后為28.2%。大型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比發展中國家的高。全球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1980年后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2000年后下降幅度最大。全球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從1980年38%的平均值顯著下降到2017年的22.96%。目前，大多數國家公司所得稅稅率都低于30%。
法定稅率從高到低排名前20名的經濟體。實行法定公司最高所得稅稅率的前20個國家（或地區），不均勻地分布在全球各主要地區。其中，7個國家位于非洲（科摩羅、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幾內亞、蘇丹和贊比亞），歐洲和亞洲各有2個（分別是馬耳他和法國、阿聯酋和印度），3個在大洋洲（關島、基里巴斯、北馬里亞納群島），6個在美洲（分別是北美的波多黎各、美國、美屬維爾京群島和圣馬丁島、南美洲的蘇里南和阿根廷）。應該說，這些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發展中國家收入動員能力差，試圖通過高稅負來增加收入，但由于政策設計和執法能力等原因導致影子經濟規模，反而呈現了相反的作用，即高稅負抑制了當地的經濟活動。除此之外，法國是傳統的福利國家，需要高稅收來維持必要的福利等公共開支。
在稅率最高的前20個經濟體名單中，有幾個經濟體都是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分別排在第二、第十、第十四和第十六位。在加總的意義上，美國占到全球擁有最高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前20個國家或地區的四分之一。在202個國家或地區中，美國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排在第四位。美國38.91%的稅率（由35%的聯邦法定稅率和每個州征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平均值組成），只排在阿聯酋（55%）、科摩羅（50%）和波多黎各（39%）之后。在前20個國家中，擁有大型經濟體的其他國家分別為印度（34.61%）和法國（34.43%）。印度排在第18位，法國排在第20位。
法定稅率從高到低排在后20名的經濟體。在排行榜另外一端稅率最低的20個國家或地區中，擁有非零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國家或地區，稅率都低于15%。其中，最高的是塞浦路斯、愛爾蘭和列支敦士登（都是12.5%），最低的是烏茲別克斯坦（7.5%）。10個經濟體的法定稅率都是10%，其中6個是歐洲小國（安道爾、波黑、保加利亞、直布羅陀、科索沃和馬其頓）。只有兩個相對發達國家愛爾蘭和匈牙利處于最低稅率的20國中。愛爾蘭以2003年引入12.5%多的稅率聞名于世。匈牙利將本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從19%降到9%后，在2017年第一次降到了最低的20個國家中。這些國家中很多是實行單一稅制的國家，實行低稅率，試圖納稅遵從效應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效應，吸引和擴大稅基，以達到增加收入，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目標。
發達國家稅率通常高于全球平均值
沒有一般公司所得稅的經濟體。在被調查的202個國家或地區中，目前有14個國家或地區沒有征收一般公司所得稅，其中大多如開曼群島和百慕大等小型島嶼經濟體，以沒有公司稅而聞名。其中，巴林沒有一般公司所得稅，但對特定的石油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稅。這14個無一般公司所得稅的國家或地區包括安圭拉、巴哈馬、巴林、百慕大、開曼群島、根西、曼恩島、澤西、馬爾代夫、帕勞、瑙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和英屬維爾京群島。這些經濟體都是資源型的經濟體，經濟結構單一，離岸業務尤其是金融業發達，自稱“離岸金融中心”。
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地區差異。全球各個地區之間的公司稅率有著非常顯著的差異。非洲是所有地區中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最高的地區，為28.73%。如此高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使得非洲大陸多年來成為被外國直接投資遺忘的角落。歐洲則是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最低的地區，為18.35%。
如果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加權，北美洲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平均值是最高的，為37.1%。盡管該地區內有許多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但由于美國占到該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大約82%，加上美國實行比較高的稅率（38.91%），因此對該地區的加權平均值有著顯著的影響。相反，歐洲擁有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最低，為25.58%。
一般來說，規模大和工業化程度高的發達國家，總是比規模小或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擁有比較高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發達國家的稅率通常高于全球平均值。在全球7個最富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中，所在國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平均值為29.57%，加權后的平均值為33.48%。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非加權平均值為24.18%，按照國內生產總值加權后為31.12%。金磚國家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的非加權平均值為28.32%，加權后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平均值為27.34%。比較而言，發達經濟體財政支出規模大，需要相應的收入動員能力，而發展中國家的動員能力相對較差。
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分布結構。從稅率的分布結構來看，現在只有非常少的國家或地區征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高于35%。在2017年202個經濟體公司所得稅稅率分布中，92個經濟體的稅率在20%—30%之間，30個經濟體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在30%—35%之間。美國是僅有的5個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超過35%的經濟體之一。同時，75個經濟體的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低于20%，167個經濟體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低于30%。以上情況說明，全球稅率的收斂趨勢日益明顯。
1980年代以來公司所得稅稅率持續下降趨勢最為顯著
公司所得稅稅率從1980年后一直下降。1980年代以來，受到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影響，各國為吸引流動性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稅收競爭，紛紛出臺降低稅率和提供各種其他稅收優惠的措施。另外，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和不確定性，預算赤字壓力，國內矛盾的激化，又使得各國政府為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公平收入分配而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降低扭曲性大的所得稅，特別是公司所得稅，提高具有稅收中性特征的消費稅，尤其是增值稅的標準稅率，用增加的增值稅收入來彌補公司所得稅收入的下降，已成為各國財政政策中的標準模式。所有這些，使得全球各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尤其是以持續下降趨勢最為顯著。
在過去37年間，公司所得稅在全球范圍內持續下降。1980年，非加權的全球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平均值為38.68%。到2017年，法定稅率的平均值為22.96%，即37年間下降了41%。同時，法定稅率的加權平均值一直比同期內的簡單平均值要高。這些年美國一直擁有相對高的稅率和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比較高的比例，是使得加權平均值居高的主要因素。相對而言，全球公司所得稅的法定稅率加權平均值從1980年的46.64%降到了2017年的29.41%，37年間下降了37%。
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間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僅有的一次重大變動是1986年稅制改革，將1986年聯邦46%的法定稅率降到了1987年的40%，而在1988年又將稅率進一步降到了34%。1993年又將稅率再次提高到了35%，并一直保持到現在。目前，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在力推1986年以來最大一次減稅，將公司所得稅率降為20%。
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國家轉到對本國公司征稅30%以下的稅率。但是，公司所得稅稅率不斷變化的分布也是非常不一致的。最大的轉變發生在2000—2010年。2010年，77%的國家或地區征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低于30%，而在2000年時只有42%的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低于30%。
在1980年到2017年間，全球各個地區法定稅率的平均值都出現了凈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歐洲，1980年時平均值為40.5%，到2017年時為18.35%，降幅達55%。南美洲的降幅最小，從1980年的39.66%降到2017年的28.73%，降幅只為28%。
在同期內，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法定稅率的平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在整個時期內，全球所有地區的平均值卻明顯下降了。在平均稅率提高的各種情況下，變動相對比較小，在幾十年間絕對值的變動不到一個百分點。
經濟全球化導致各國經濟依存度的提高，使得一個經濟體，特別是大型經濟體的稅制（稅率）會對其貿易和投資伙伴國的稅制（稅率）產生直接的外溢效應。從1980年代開始，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倡導以拉弗曲線效應的供給方經濟學為指引，掀起全球減稅浪潮，一直延續至今。低稅率、寬稅基成為各國稅制的基本導向，而作為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低稅率已經成為國際共識。
當前，我國25%的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低于七國集團和金磚國家的非加權平均值，但高于全球的非加權平均值，而且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非加權平均值。在全球減稅的發展趨勢下，面對特朗普政府減稅計劃的實施，國際稅收競爭會變得空前激烈，無疑會產生巨大的資本回流效應和虹吸效應。作為有效應對策略，在堅持以我為主開展國際稅收協調的同時，中國的稅率進行適時適度的下調，應該具有現實必要性和戰略意義。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 張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