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編者按】

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刊出對“權威人士”大篇幅專訪的形式，首次提到中國經濟可能呈現 “L 型”增長。受訪“權威人士”認為，短期刺激措施無法帶來經濟 “V 型”反彈。5月9日，“權威人士”再度于《人民日報》發聲強調，“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并且“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在本文中，就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蔡昉先生認為，鑒于長期作為經濟增長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并且不可逆轉，未來“不應該再對‘V’型增速反彈抱有希望”。但2016年已經形成了一個短期的“L”型企穩變化，在依靠改革釋放紅利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在中期實現另一個更加明顯的‘L’型增長軌跡”完全可以預期。并且，只要各項供給側改革得以積極推進，改革紅利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釋放，“中國經濟也有望在較長時期內實現‘L’型增長軌跡”。

總之，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需要仰仗改革紅利的持續釋放。

一、“V”型復蘇已成歷史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前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每逢經濟下滑之后，總是能夠見到隨后的增長復蘇，表現出一輪又一輪的“V”型增長格局。事實上，當阻礙增長的因素主要來自需求方面時，采用刺激總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夠較快奏效，使實際增速回歸潛在增長率，這也是中國經濟過去所以能夠呈現出“V”型復蘇的原因。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意味著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給側，過去長期作為經濟增長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并且不可逆轉。在這種環境下，難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讓經濟增長重新回到原來的速度。

首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呈負增長態勢。為了統計的便利，我們通常用15~59歲年齡人口數量來代表一個經濟中的潛在勞動力總量。中國這一年齡段的人口規模已于2010年達到峰值，此后呈負增長態勢。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15~59歲人口為93962萬人（占總人口的70.14%），而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小普查）推算數據，全國15~59歲人口為92471萬人（占總人口的67.33%），五年下降了近3個百分點。此外，國家統計局歷年發布的基于抽樣調查數據的推算也顯示，無論是從人口總量中的占比還是數量規模來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幾年前已開始出現逐年下降趨勢。

其次，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也已經迎來負增長時代。如果說勞動年齡人口只不過反映一個經濟中的潛在勞動力資源的話，那么，經濟活動人口更加真實地反映一個經濟中的勞動力供給情況。我們知道，在現有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勞動力，有一部分人在勞動經濟學意義上不被算作勞動力，例如，有些人完全沒有就業意愿，正在全日制學習，全職從事家務勞動，提前退休因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等。因此，在勞動年齡人口中真正構成有效供給的是勞動力市場參與者，也就是經濟活動人口，即正在工作的人以及失業者。通常，經濟活動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被稱為勞動參與率，這是一種行為偏好的結果，決定勞動力供給。如果勞動參與率在一定時期大致不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經濟活動人口會隨之減少。

為了進一步印證勞動力供給的減少趨勢，在圖1中，我們采取一個不盡相同的估算。第一，我們采用16歲及以上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這樣可以包容延遲退休等效果對勞動力供給的正面影響，同時也為了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進行比較，并且符合國際上的一般定義。第二，按照預測的勞動參與率，把勞動年齡人口調整為經濟活動人口。從中可以看到，勞動力供給在2011年之后仍有一個短暫的提高階段，2015年是其峰值，之后則呈現負增長態勢。與此同時，我們也把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經濟活動人口數字放在圖中，以便進行比較，雖然從實際數據尚不能知道其是否到達峰值。

再次，中國的勞動參與率正在下降。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全國六個大型城市（上海、廣州、福州、武漢、沈陽、西安）開展了最新一輪城鎮勞動力調查（CULS-4），結合前面三輪調查數據的對比，能夠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就是，中國近年來各年齡組的勞動參與率均呈下降態勢，這與我們早先的判斷略有不同。此外，根據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所進行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因此，在勞動參與率實際上沒有經歷一個提高階段，而直接進入緩慢下降軌道的情況下，經濟活動人口規模峰值已經到來的判斷，應該是確信無疑的。在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都發生下降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則具有疊加性，也就意味著中國實際的勞動力供給下降要比預想的情形更加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至本世紀初，中國制造業憑借其比較優勢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在改革開放以后長達30余年的時間里，通過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擴大了就業，而很長時間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沒有實質性提高，保持了制造業產品的競爭力，也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發生。然而，隨著劉易斯轉折的完成，勞動力短缺逐漸成為常態，普通勞動者工資進入加速上漲軌道。工資（特別是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固然是好事情，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現狀，實現包容性增長，企業也可以根據勞動力成本變化而逐步重新配置生產要素、調整市場結構和技術結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然而，如果工資上漲過快，勞動生產率提高明顯滯后以至于難以支撐工資的增長，則直接后果是大大提高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繼而對整個經濟造成傷害，反過頭來也會造成對勞動者造成傷害。

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工資上漲的基礎。現實情況是，伴隨工資的普遍快速上漲，勞動生產率越來越表現出難以支撐的勢頭。相關研究表明，當前中國單位勞動成本（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比率）正在快速上漲，逐步逼近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使得制造業的傳統競爭優勢逐漸下降。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中國2007~2012年間勞動生產率平均年增長9.5%，2013年陡減至7.3%，2015年進一步下降到6.7%。與此同時，普通勞動者工資繼續上漲，如農民工工資2015年實際增長7.2%，達到每月3072元。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難以跟上步伐，導致單位勞動成本提高。2010~2013年，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大約增長了37%，與世界主要制造業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縮小。通過測算中國出口產品中占主導地位的11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也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來，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發生了非常明顯的下降。

通常，將各級各類教育在各階段的輟學人數、畢業后不再升學人數相加，能夠大致得到當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崗位的人數，我們可以將其稱作新成長勞動力。在一個經濟體中，人力資本存量的提升主要來自于新成長勞動者群體擁有更高的人力資本積累，對于中國而言，新成長勞動力附著的較高人力資本素質對于提高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后，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擴招等超常規的教育發展政策，又極大促進了新成長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因此，隨著新成長勞動力規模的減少，整體人力資本改善速度必然會隨之放緩。我們的一項預測顯示，中國每年新增的人力資本總量，自2013年開始呈現逐年下降態勢。

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假設是，在勞動力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存在著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現象。當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成為歷史，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勢必會發生作用，資本回報率也會相應地下降，而這正好是我們當前的狀況。實際上，中國在2004年左右經歷“劉易斯轉折”之后，資本-勞動比迅速提高，與之相伴隨，資本回報率發生了明顯下降。相關研究表明，中國2004~2013年期間，資本回報率從24.3%下降到14.7%，以年均5.7%的速度下降。

通常情況下，當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的部門，由于資源配置的優化，便可以獲得資源重配效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貢獻。目前，中國通過勞動力重新配置，特別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趨勢也在變得更加緩慢。由于16~19歲農村人口（外出勞動力的主體）規模在2014年已經達到了峰值，導致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增速大大放緩，例如2015年增速僅為0.4%。也就是說，在現行體制下，目前可以用于重新配置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基本配置完畢，由此再難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可觀改善。除此之外，如果戶籍制度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體制性制約不消除，由于不能獲得均等的城鎮社會保障，農民工一般在40歲以后就陸續返鄉，則可能出現新增農民工少于返鄉人口的情形，從而形成城鄉勞動力的逆向流動。

以上這些都是從供給側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根據這些變化因素，我們估計并預測了中國經濟在不同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并與實際增長率進行比較（表1）。總體的畫面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之前大致為10.3%左右，“十二五”時期的平均水平為7.6%，2016~2020年期間如果不發生重要的改革和經濟刺激政策，潛在增長率會下降至平均6.2%。

按照定義，用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可以計算出經濟增長缺口。如果增長缺口為正，說明經濟運行超出了潛在增長能力，通常會表現為經濟過熱或助長經濟泡沫。如果增長缺口為負，則說明經濟運行沒有達到潛在增長能力，還有可以從需求側進行刺激的空間。從圖2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出現較大負增長率缺口的年份，恰好是需求側沖擊導致宏觀經濟低迷的時期，在這些時期，往往通過可以刺激總需求的方式，讓經濟重新回歸到潛在增長率水平，從而表現出增長率的“V”字型變化格局。

如果我們以為潛在增長率仍然處在以往的水平而沒有下降，在實際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則可以計算出仍然存在負的增長率缺口，如圖2三角形曲線所示。由于這是因為對潛在增長率做了不符合實際的假定，因此，我們將以此為基礎計算的增長缺口稱為“虛幻缺口”。在這種認識下，人們會期待通過采用常規的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以便使經濟增長率回歸潛在增長率，即呈現一個“V”型增速反彈。然而，遺憾的是，出于前面所分析的種種原因，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發生了明顯下降，“十三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已經降至6.2%左右。與實際增長率的對比可知，目前已經不存在可供填補的負增長缺口，進而可見，不應該再對“V”型增速反彈抱有希望。

二、近中期的“L”型增長軌跡

雖然我們不再期冀產生一個“V”字型的速度反彈，但是，從供給側施力的結構性改革，可以消除阻礙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的體制性因素，取得潛在增長率下行曲線更加平緩的效果，分別形成短期、中期和長期的“L”型增長軌跡。

事實上，2016年經濟增長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V”字型的速度反彈。一反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呈逐年下行的趨勢，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間呈逐季下行趨勢，2016年每個季度都保持在預期的增長速度區間內，并實現了全年6.7%的增長率。相對于此前的持續減速趨勢，這個部分由于改革紅利的釋放、部分由于總需求的擴大而實現的增長率，可以說形成了一個短期的“L”型企穩變化。

受此啟發和鼓舞，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預期，在依靠改革釋放紅利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在中期實現另一個更加明顯的“L”型增長軌跡。根據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預測，我們認為在“十三五”這個近中期內，中國經濟的合理速度區間，應該在平均6.2%與6.7%之間，但是，無論下限還是上限，均會表現為逐年下降的趨勢（如圖3中所示）。確保“L”軌跡運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間，實際上就是確保國民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總體平穩和穩中有進。簡單地說，確保經濟增長沒有下降到下限以下，就是保證不出現周期性失業，是保民生的基本前提。盡管中國當前尚未發生明顯的周期性失業現象，但當實際經濟運行指向這個底線時，我們應當高度警惕。確保經濟增長沒有上升到上限以上，就是保證不出現經濟泡沫，不出現系統性經濟風險。由于當前已經不存在增長缺口，因此超越上限的增長背后，可能是過度的刺激，可能是大量的流動性進入到非實體經濟。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于“保民生”還是“防風險”，設置增長的下限和上限都是必要的，而在二者之間的改革行動，有望中近期“L”型軌跡的實現。

截至2016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正好處于上述合理區間之內，但一度比較靠近下限，從2015年開始企穩，正如圖3中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間的實線線條所示。如果我們預期從2017年開始，改革紅利適度地逐漸釋放，經濟增長速度呈現這樣的趨勢，即按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規律，低于以往的增長速度，然而下行的速度比2012年以來的情況更加平緩，同時在“十三五”時期的后四年保持大體上6.5%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那么，從圖中可以看到，這個速度會使得今后的實際增長顯示出向增長區間上限靠攏的趨勢（虛線線條所示）。這樣一來，在增長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間，實際增長曲線就會形成一個類似于“L”型的中期增長軌跡。這個速度既可以保證GDP總量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也是比較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

三、更長期的“L”型增長軌跡

只要各項供給側改革得以積極推進，改革紅利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持續釋放，中國經濟也有望在較長時期內實現“L”型增長軌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的領域非常多，表2列舉了其中的部分領域，這些領域的改革不僅可能收獲到本領域的改革紅利，而且各領域之間可能產生相互促進的效果，形成“綜合改革紅利”。下面，我們主要以表2中的各項改革為例，簡單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長期表現的影響。

以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新型城鎮化為例。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具有兩個非常明顯的供給側效應。

一是提高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領域的勞動參與，從而顯著增加城鎮勞動力供給。例如，目前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中，20~39歲年齡段的人口大約有超過8000萬人，7000萬人左右介于40~59歲之間，由于沒有獲得城市的戶籍身份，農民工年齡到了40歲以上就開始陸續返鄉。也就是說，由于戶籍制度改革沒有完成，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和生活的農民工，因不能均等享受城鎮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服務、子女教育、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在他們仍然具有很高就業能力的時候就退出了城鎮勞動力市場。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實現了市民化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城鎮勞動力供給則可以顯著增加。

二是清除了制度性障礙，勞動力會繼續從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我把這個提高生產率的結構調整過程稱為“庫茲涅茨過程”，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可以改進生產率。反之，新成長的進城勞動力已經越來越少，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齡返回農村的人口會多于進城的人口。雖然農民工返回農村并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轉移到生產率更低的部門就業，因此那個過程就變成了“逆庫茲涅茨”的過程，從而對經濟增長帶來新的負面影響。此外，戶籍制度改革還有明顯的需求側效應，主要表現為增加的新市民擴大了消費者群體。[“庫茲涅茨過程”系化用“庫茲涅茨曲線”而來。俄裔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1901—1985）1955年提出假說認為，從經濟未充分發展階段到充分發展階段，收入分配關系相應從趨于不平等到趨于平等。該假說所揭示的經濟發展階段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間的關系呈倒U形曲線，故被命名為“庫茲涅茨曲線”。——編注]

此外，表2中所列的“三去一降一補”改革，分別具有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的效果；通過教育與培訓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改善，可增強當前和未來的人力資本積累；而生育政策調整及其配套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改善未來勞動力供給格局等。與最直接、最主要的供給側效應相伴隨，這些領域的改革還能夠帶來一系列需求側的利好效果。（“三去一降一補”是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編注）

在我們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根據戶籍制度、教育和培訓、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可能產生的勞動參與率、人力資本積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等方面的效果做出假定后，再結合生育政策調整方案可能對未來勞動力供給產生的改善效果，模擬出了不同的潛在增長率情景，或稱改革紅利情景。

圖4顯示了在這幾種不同情景下，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2010~2050年）。如圖中從左到右看，分別是基準情景，即在沒有實質性改革情況下的增長趨勢，以及從情景一到情景三，即改革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形。特別是在情景三，生育政策調整的效果更加明顯，假定未來的總和生育率會接近1.8的水平。我們應當承認，無論是哪一種情景，潛在增長率的大趨勢都將是趨于下降，這是由于，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轉變過程中，越來越需要創新驅動以及其他因素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而這種新的增長動能不可能像與人口紅利相關的動能那樣，足以驅動超常規的增長，因此，增速的下降具有必然性。同時，也應當樂觀地看到，在圖4從左至右的不同情景中，改革越是深入，越能釋放更多的改革紅利，未來潛在增長率的變化軌跡越是接近于“L”型。

按照中國經濟在不同改革情景下的潛在增長表現，我們可以回答，中國在什么時候可以跨過中等收入階段，從而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依據以上改革情景，給出了一個較為可能的預測。中國2014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是7400美元左右，屬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按照改革情景三預測，2022年中國人均GDP可以達到12600美元左右，即基本叩開高收入階段的大門。需要說明的是，跨進高收入階段的門檻之后，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地成為了發達國家，例如，歷史上有的拉美國家曾經進入過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后來又倒退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迄今尚未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大門，即受困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如圖中情景三所示，在爭取到長期“L”型增長的情況下，發展到2030年左右，中國人均GDP可以達到19000美元左右，就更加穩定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2040年左右達到32000美元左右，進一步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了2050年，中國的高收入水平得到鞏固，人均GDP可達到52000美元左右，躋身較高水平的高收入國家行列。

需要指出的是，預測所呈現的美好前景，是以得到“情景三”的改革紅利為基礎的，而情景三的改革所需要的力度最大、最深刻，難度也最大，現實的改革力度和效果如何，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進一步觀察。

總之，在人口紅利釋放殆盡之后，未來的“L”型增長需要仰仗改革紅利的持續釋放。各領域改革的推進過程中，應當充分重視相互之間的協調、配套和同步，形成政策合力，確保改革紅利持續最大化，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本文原刊于《財經智庫》2017年第2期，原題：“兩個‘L’型軌跡——中國經濟增長中期和長期展望”。略去注釋，正文經重新編輯，編注由澎湃新聞編輯所加。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