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最近一段時間，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一場大討論，人們在猜測著他上臺后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在這其中，擔心和憂慮幾乎成為主流的意見。事實上，之所以產生這個局面，主要是因為特朗普代表著一種新的總統政治形態，那就是從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創的所謂“現代總統”走向后現代總統，總統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那種在憲政框架內積極有為的總統，也沒有退回到20世紀之前那種在憲政框架內消極無為的總統，而是一種積極突破體制和走向公眾的任意妄為的總統。

后現代總統：不再是學術話題

從學術界的主流來看，將總統政治劃分為19世紀的傳統總統政治時期和20世紀的現代總體政治時期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學術界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總統政治運作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很大變化，推動總統政治權力進入了第三個紀元：后現代總統時期（the Post-modern Presidency）。1988年，美國學者瑞安•巴利勒克斯（Ryan Barilleaux）和理查德•羅斯（Richard Rose）分別于1988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廣受關注的《后現代總統與后現代總統制：羅納德•里根之后的政府機構》和《后現代總統：白宮遭遇世界》一書，在書中，兩位作者認為現代總統職位已經終結，新的所謂后現代總統時期已經出現，他們大膽主張后現代總統時期已經取代了現代總統時期。這一先鋒觀點引發了學術界熱烈討論，關于后現代總統的研究成為當前美國學界的一個潮流。

從字面的意思來看，后現代總統并沒有引起爭論和混淆，它僅僅指超越了現代總統階段，都認為現代總統時期已經耗盡了其全部能量，逐漸被后現代總統時期所取代。最早掀起“后現代總統”爭論的是美國學者瑞安•巴利勒克斯。巴利勒克斯認為，后現代總統開啟了美國總統政治的一個新紀元，比如總統特權的復興，訴諸公眾和謀求所謂的“修辭總統”成為后現代總統的重要特征，總統的“廚房內閣”都大大超過了內閣，副總統逐漸從美國政治體系中不起眼的角色轉型為總統的重要顧問。從特朗普當選后的一周內的表現，幾乎條條都在印證著這一方向，比如大膽決定一些挑戰政治正確的政策，喜歡在公眾熱點話題中被討論，任命親朋好友和家族成員進入轉型團隊等，都預示著特朗普將可能塑造一個真正的“特朗普王朝”。

顯然，后現代總統的真正沖擊力是一種制度領域的變化，呈現為一種不同于現代總統制的新形態。面對個人化政治、財政赤字壓力和制度變遷問題，后現代總統必須確保占據一個與現代總統完全不同的地位，必須將積極實施總統特權和各種公眾政治結合起來，用來抗衡那些與民眾交往有道的國會議員，有效地將其政策推銷給國會和普通大眾。

締造后現代總統

為什么美國會出現后現代總統？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在美國也有很多學者質疑究竟是什么變化如此巨大使得可以用一個全新的總統時代來標識？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否足以支撐起后現代總統的出現？美國的地位是否真正改變使得總統改變了國際交往中的傳統地位？等等。

第一個原因可能來自于冷戰終結后的新國際環境。1993年4月，斯蒂文•斯達克（Steven Stark）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一任后現代總統》（The First Postmodern Presidency）的文章，文中提到比爾•克林頓總統承擔了一個比其前任總統規模更小和更加精練的辦公機構，結果，克林頓不得不比其前任發揮完全不同的作用。冷戰的終結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總統的權力。由于冷戰中介和大眾傳媒的變革，克林頓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和文化已經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約翰•肯尼迪甚至羅納德•里根在位時期已經完全不同。冷戰的終結極大地改變了總統在國內外事務中的角色。在國內事務中，總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以冷戰為手段捍衛自己的政策和行動，在國際事務中，總統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也日益消退。冷戰的終結，總統必須調整角色學會在新的環境下實施治理，總統越來越成為一個在國內事務上受到諸多羈絆的總統，總統必須學會凝神聚力來解決國內問題，而不是到國際上橫行霸道。可以預料，特朗普對國內的興趣將大大高于對世界的興趣，他說要從世界收縮不是空穴來風，美國所處的環境要求總統必須把國內事務擺到首位。

第二個原因是來自于大眾傳媒和新媒體的出現。尤其是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普及后，在去中心化和碎片化媒體時代，利用“絕佳講壇”直接訴求公眾已經不再足夠。隨著網絡的出現，廣播電視的影響被削弱，總統必須學會適應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及其影響，總統不再是一個國際事務的主導角色，而是一個十分有限的角色。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真正改變了美國總統所處的政治生態，總統必須改變僅僅討好精英的傳統套路，要學會迎合那些持后物質主義世界觀的選民，對他們而言，總統不能只是理性的決策者，更應該是感性的志同道合者，敢愛敢恨是選民看重的感性品質，美國人已經厭倦了道貌岸然的政客，更喜歡敢作敢當的性情中人，因為選民知道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第三個原因是后現代主義世界觀的影響。美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后現代主義越來越從邊緣走向美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因此，后現代總統的精神世界中，后現代主義越來越占據日益顯著的地位，在后現代政治時代，形象意味著一切，政策已經不再重要，這是為什么特朗普自始至終走公眾路線和對罵路線的原因所在。

作為影子的后現代總統

不過，迄今為止，后現代總統還僅僅是一個剛剛破題的領域。羅斯和巴利勒克斯的貢獻在于成功地將“后現代主義”概念引入總統研究領域，盡管他們對后現代總統的原因和效果持不同看法，但都沒有清楚揭示現代總統的終結和后現代總統的開始。根據巴利勒克斯的邏輯，具有戰略思考能力，參與公眾政治能力，設置立法議程能力和使用高級管理能力是后現代總統必備的能力，這一點還只是總統個人適應環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不足以支撐起“后現代總統”的政治形態。

后現代總統的主要職責集中于守護、妥協、限制和財政責任，其前提是美國已經衰落。事實上，迄今為止，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總統仍然是世界事務中十分顯赫的角色，現代總統制仍然是后現代總統的物質載體，“后現代總統”即使存在，至多也不過是現代總統政治的影子而已。因此，即便特朗普從美國國內的需要想要做一個后現代總統，美國在世界上的利益和地位也不予許他這么做，美國社會的改變也許沖擊了現代總統安身立命的基礎，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卻始終把一個現代總統的營盤鞏固得十分堅固。可以預想，特朗普上臺后，在外交路線上不會有根本的變化，他還會像他的前任那樣說一套，做一套，在真正事關美國利益的問題上，特朗普還會放棄理想，遷就利益，這一點恐怕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其實，特朗普不是瘋子，更不是傻子。作為一個長期在商界摸爬滾打和在媒體混個臉熟的玩家，特朗普的嗅覺是很靈敏的，他知道在什么時候耍酷，但也知道在什么時候該瞪起眼睛。從一周內的表現來看，他表現出很嫻熟的外交技巧，既可以和普京總統靈活周旋，又可以與習近平主席說一些客套話，還會巧妙地安撫安倍那顆不安的心。對于美國外交來說，不需要說太多話，做太多事，僅僅幾個回合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并不像外界所擔憂的那樣，對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人們也許更需要聽其言，觀其行，更加耐心一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