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紀末，拉美地區主要國家開始卷入現代化浪潮。在經歷劇烈的政治變革后，拉美地區政局基本穩定，但傳統政黨的衰落、政府官員的腐敗以及民主“疲勞”嚴重制約政治民主化進程；快速人口城市化及其伴隨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嚴重的貧富分化，導致拉美國家經濟社會轉型面臨巨大危機；資源依附性的功利主義經濟發展理念造成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可持續發展受阻。當前，中拉關系進入重要的調整時期，研究拉丁美洲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發展新型城鎮化、防止貧富差距和走可持續生態文明之路具有重大借鑒價值。

【關鍵詞】拉丁美洲研究  政治民主化  過度城市化  貧富分化  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D773                  【文獻標識碼】A

21世紀以來是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之間雙邊關系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從那時起，我國對拉丁美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對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拉美左派的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研究成果，在若干問題上形成普遍共識，為黨和國家的治理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與借鑒依據。

國內相關研究動態

近十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國內學者江時學、蘇振興、劉維廣等均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拉美國家政治制度的淵源、形成、發展、基本內容和具體特征，對當前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危機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拉美國家政治制度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既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統治傳統的影響，也受拉美社會獨特政治文化的影響，還受到歐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①自拉美國家獨立之初，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7個新國家便開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從19世紀末到二戰前后，是拉美政治體制大變動、大混亂時期。隨著拉美工業革命的開展和深化，資產階級逐漸壯大，工人階級逐漸形成，社會主義思想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德國民粹主義與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一起涌入，拉美成為各種理論的試驗田。直到20世紀70年代，拉美主要國家仍處于軍人干政和保守主義等威權統治時期，民主觀念蕩然無存，社會管理極其混亂。20世紀60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潮流的推動下，拉美再度興起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潮，國家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再次活躍，但幾乎都在拉美右翼與軍人政府的壓制下。②20世紀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拉美一些國家的傳統政黨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黨和政治力量異軍突起，許多國家的傳統政黨體系發生了變化。20世紀末以來，拉美左派領導人先后通過大選執政，進入政治舞臺中心。拉美主要國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都進入了社會穩定時期。③

第二，關于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研究。郭樹永，唐小松認為，拉美民主政治的締造是循序漸進的曲折進程，民主觀念已成為拉美人民的基本價值認同。國際環境是推動拉美民主化的重要外因；強大的民間社會是構成拉美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改良與革命皆為推進拉美民主建設的基本途徑。④曾昭耀認為，拉美國家在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有幾點經驗值得借鑒:一是現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訴求是政治穩定；二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來說，國家的作用是具有決定性的，不但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三是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國家，最根本的途徑就是要創建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能團結全國力量致力于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的政黨；四是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國家，實現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團結，最根本的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創新。⑤張凡認為，20世紀后30年拉美民主政治取代了威權體制，不僅與民主的類型和程度相關，而且也與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整合方式密不可分。由此導致拉美民主政治的質量以及民主體制下社會的治理狀況千差萬別、極不平衡。⑥楊建民則認為，公民社會在拉美國家的歷次民主政治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還政于民”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不可忽視。民主參與機制、社會運動、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個人和家庭等社會細胞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轉型的積極推動因素。⑦

第三，關于拉丁美洲社會問題的研究。拉丁美洲作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地區，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遲發展效應”明顯。特別是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拉美地區城市化進程呈加速之勢，由此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條件惡化、公共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社會階層間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等社會問題凸顯。近十年，拉美的社會問題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新舊社會問題相互交織，各類社會問題互為因果，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努力相互制約。⑧拉美國家發展水平不高，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社會發展理念與政策存在缺陷，長期以來累積了不少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治安惡化、產毒販毒猖獗、沖突頻生、下層民眾貧困化加劇等。近年來，隨著經濟形勢向好，這些問題有所緩和。由于消除拉美國家經濟和社會瓶頸非朝夕之功，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短期內難以得到根本解決。⑨

第四，關于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研究。20世紀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即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理論經歷了兩次大的轉換，率先進行了外圍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嘗試，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但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不顯著，初級產品出口在經濟增長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長期存在，與之相關的是技術進步相對緩慢，宏觀經濟管理水平不高，體制變革始終沒有達到預期效果。⑩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在美國的實踐取得了一定成效，于是西方國家把其當作發展經濟的“藥方”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拉美國家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新自由主義在使拉美國家的經濟體制不斷走向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也給拉美國家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非傳統安全問題。11由于奉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以及工業經濟發展導向的轉變，拉美較早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區，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為嚴重的地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區。12受經濟增速滯緩、貧富差距拉大、外資依存度過大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而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近十年來，拉美國家政局基本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初步顯現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勢頭。2003年至2010年拉美經濟年均增長率達5.3%，成為繼亞洲之后全球增長第二快的地區。從長遠來看，隨著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型，拉美實現集體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13此外，有些學者還從拉美城市化、中拉關系、拉美貧富差距、拉美文學等角度全方面分析拉美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豐富了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實踐。

當前我國學術界對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已形成一些普遍共識：拉丁美洲與中國同屬“后發”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目前雙方處于相似的發展階段，面臨相同的發展任務。中拉雙方能夠在立足本國社會發展實踐的基礎上相互借鑒，平等交流，竭誠合作。雖然學術界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尚未系統化，論證不夠充分，研究的視角也有待進一步擴展，但基本框架已經搭建起來，相關研究成果也逐漸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警惕拉美民主政治弊端，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拉美政治民主化歷史進程的回顧。拉美政治民主化可概括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拉美獨立之初到20世紀初。19世紀上半葉，拉美人民通過民族戰爭贏得獨立后，絕大多數國家仿效美國和法國的模式在憲法指導下建立了代議制政府。19世紀20年代獨立后至20世紀前，拉美地區大多數國家逐步實行一種以暴力奪取政權、維護和代表地主（莊園主）利益的、對人民能夠生殺予奪的考迪羅獨裁制度。第二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拉美出現一股民主化浪潮，但這股浪潮到60年代就被一股軍事政變和軍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第三階段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今，即70年代末出現的以軍人政權“還政于民”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將這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稱作“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為拉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實現期，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為拉美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鞏固與發展時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國政局穩定，經濟社會進入較為平穩的年代。14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弊端。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民主化過渡的基本完成，拉美國家傳統的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傳統體制面臨改革的重壓，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決威脅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各種問題，傳統政黨衰落、政府官員腐敗、經濟發展受阻等已經威脅到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

第一，拉美左翼政黨紛紛贏得執政權，但面臨著嚴峻的雙重挑戰。隨著20世紀90年代拉美民主化進程的不斷發展，拉美國家的政黨格局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左翼政黨紛紛上臺，傳統政黨政治壟斷地位不斷弱化。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義之風席卷整個拉美，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引進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雖然這種模式使其實現了從封閉的進口替代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社會環境有一定程度的好轉。但是不久之后也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失調，拉美成為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20世紀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占國民收入比重僅為4.5%，而20%最高收入者占國民收入比重為52.9%。從90年代末開始，拉美幾個主要國家的經濟面臨巨大挑戰，巴西金融危機和阿根廷債務危機接踵而來，經濟發展道路曲折，長期在中等收入水平線上掙扎。2002年，阿根廷經濟負增長11%，拉美地區總體負增長0.4%。在拉美地區實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宣告破產。這一系列問題，推動拉美民意對片面追求“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要求“公平優先”的呼聲日益高漲。左翼黨派的上臺，正迎合了拉美民眾的需要。拉美左翼通常是指拉美左翼政黨，即拉美各國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民族主義黨和新興左翼聯盟。拉美左翼政黨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從傳統演變而來的，以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家為代表，主要信奉社會民主主義，堅持走不同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致力于解決社會貧困和不公正，積極推動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另一種政黨則植根于拉美本土，以捍衛民族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等中下層群眾權利為基本出發點。拉美左翼政黨雖然在上臺后推出了執政新策，比如，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多渠道解決城市貧困和人民就業問題，千方百計遏制腐敗等。但其仍然面對著傳統精英階層的不信任和中下階層極高期望的雙重壓力。

第二，拉美國家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深陷腐敗泥潭。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2013年全球腐敗印象指數（CPI）”顯示，拉美地區最清廉的三個國家分別為烏拉圭、智利和哥斯達黎加，在全球國家中的排名分別為19位、22位和49位。拉美地區最繁榮的四個國家——委內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其腐敗程度都排名在全球40%的國家之后，海地仍舊為拉美地區最腐敗的國家。15由于拉美大多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一般由外部環境引發和帶動，或是遭受外來的打擊和刺激，或是由外來殖民主義者引發。因而，拉美國家的民主意識不夠成熟，民主政治體制存在著缺陷，其政治文化具有濃厚的裙帶關系色彩，家族主義和依附觀念盛行。而“資源—權利”的相對匱乏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又強化了傳統政治管理體制的有效持續，造成新建文人政府難以有效地遏制政治腐敗，嚴重的腐敗問題已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民主政治的威信，影響許多拉美國家的政局穩定。拉美國家政治腐敗的特點主要體現為：選舉中存在部分領導人操縱選舉，進行錢權交易的現象；執法和司法部門利用職務便利收取賄賂、私扣項目款等違法犯法行為時有發生；政府部門中的高級官員和普通工作人員以權謀私的現象十分普遍。16

第三，拉美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出現民主“疲勞”現象。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影響變量。而政治參與必須具備兩大前提條件：一是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和能力；二是民眾的政治信任感。毋庸置疑，近幾年來拉美多數國家均通過選舉來配置政治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美民眾缺乏良好的民主政治化訓練以及對左翼政黨政治信任度下降，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民主疲勞癥”。比如在2007年12月2日舉行的委內瑞拉全民公投，表決總統查韋斯早前提交的修憲提案。經委瑞內拉全國選舉委員會統計，該次公投投票率僅為56%。2009年11月的洪都拉斯大選中，被罷免總統塞拉亞的支持者不認同臨時政府組織大選的合法性，在投票活動中有將近65%的選民選擇了棄權，直接導致自由黨在選舉中慘敗。當前，拉美國家民主化進程中軍事政變和個人獨裁的潛在威脅逐步削弱，而通過放棄選舉權、投無效票或以暴力手段干涉選舉，已成為拉美國家鞏固民主政治不可忽視的新情況。17任何一種民主政治的維持和發展，都離不開本國人民對政黨組織的信任和支持。任何民主的穩定性，只有取得民眾的承認，獲得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才能降低政治治理的成本，有效促進政治團結和社會整合。

拉美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啟示：走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啟示一：指導思想是黨的旗幟。拉美各國政黨，長期在法團主義、新多元主義、新民眾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指導思想下不斷進行政治民主化實踐，幾乎成了各種政治思潮的試驗場。政局混亂、經濟徘徊不前、社會發展失衡，等等，使20世紀80年代成為拉美國家“失去的十年”。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深深植根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它不是教條的、片面的，而是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發展變化既有所創新、與時俱進，又一脈相承。黨的十八大修改后的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決策，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性貢獻。指導思想的穩定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長盛不衰的思想保證。

啟示二：腐敗問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拉美國家之所以腐敗盛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體制內外有效監督機制缺失，組織建設薄弱，嚴重損害了黨的聲譽，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政治影響力。習近平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持黨的肌體健康，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要堅定理想信念，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決反對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堅決同一切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堅定不移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矢志不移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

啟示三：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建的長期目標和根本任務。長期壟斷拉美政治權力的傳統政黨相繼喪失政權表明，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即便是長期執政的政黨，如果不注重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難免導致執政能力衰退，最終喪失執政地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黨鞏固執政地位、實現執政使命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

啟示四：堅持走“群眾路線”，永葆黨的生機活力。不管是拉美傳統政黨還是新上臺的左翼政黨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許多黨內精英階層脫離人民群眾，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習氣嚴重，廣大民眾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造成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斷下降。堅持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強大戰斗力的根本保證，是黨執政的基礎，也是永葆黨的先進性和活力的根本方法。全面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從思想上、作風上、行動上牢固樹立群眾路線，做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最高位置。

規避拉美“過度城市化”陷阱，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

人口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進入21世紀，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市化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但拉美地區的人口快速城市化及其伴隨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成了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以至于有學者驚呼要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

拉美“過度城市化”的負面效應及其形成因素。過度城市化是當前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突出現象。拉美國家曾是過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其城市化的速度超過了工農業發展的水平。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去工業化”浪潮的擴展，拉美城市化速度反而不斷加快。2011年拉美城市化率為79.10%，僅次于北美的82.20%。《拉美黃皮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指出，2013年拉美地區的城市化率達到了80%，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現了“三級跳”，城市人口翻了三番，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過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18

因快速城市化，拉美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治理面臨著巨大挑戰。一般地，在城市化的早期發展中，工業是快速城市化的推手。隨著拉美經濟的發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大量農村遷移人口。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涌向特大城市。由于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拉美黃皮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將1960年至2013年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進程分為三個階段：1960年至1980年為高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為5.8%；1981年至2003年為低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僅為2.0%；2004年至2013年為中速增長階段，年均GDP增長率為4.1%。第二階段長達23年的低速經濟增長使拉美地區出現了“過度城市化”，由于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和缺乏重要產業支撐，致使拉美工業停滯、家庭消費受到抑制，城市居民的生活長期滯留在中等水平。19雖然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率高，但城市工業無力承擔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壓力，從而導致城市人口嚴重超載，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大，人民的生活質量普遍較低，大量貧困人口向城市轉移，貧民窟環境惡化，資源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某些地區治安混亂，政局動蕩。農村“邊緣化”和農民“積貧積弱”的現象未得到徹底改變。拉美地區“過度城市化”不僅沒有推動拉美經濟持續發展，沒有解決其農村農業問題，反而使拉美各國都陷入了更為棘手的城市化危機之中。在一些城市化高度發達的國家，社緣和職緣兩大因素成為進城勞動力身份轉化的堅實壁壘。大批居住于棚戶區、貧民窟的新移民無法融入多元的城市社區關系之中，只能繼續依靠血緣、幫會等傳統的庇護制度生存。

拉美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第一，自20世紀30年代起，拉美國家陸續進入工業化階段，特別是在20世紀30到70年代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拉美城市化迅速發展。城市現代工業、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興起創造出大量就業機會，對人口遷移形成巨大吸引力。大量農村人口涌入，農村人口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保持在40%以上。此外，這一時期是拉美歷史上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的時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高達4.20%。第二，20世紀40到90年代適逢拉美“人口爆炸”期，人口自然增長率達到年均2.6%，城市人口從原來占該地區總人口的40%迅速增長到70%。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第三，城市“首位度”的集聚效應。由于拉美大城市繼承殖民地時期經濟基礎的工業化進程，采取發展特大城市的城市化戰略，大多數拉美國家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城市首位度高是拉美國家的普遍特點。據統計，2010年在世界30個最大城市排名中拉美地區有4個城市上榜。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城市的貢獻率大約是50%，由此可見大都市的經濟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20第四，拉美各國政府對于城市化進程既無明確的指導方針和長遠規劃，對人口流動也沒有任何政策限制。由于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大量農村轉移人口涌入大城市尋找生存和發展機會，而面對這種態勢，政府卻對人口遷移流動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缺乏政策性的指導措施、合理的城市規劃以及有效的城市管理，導致農村人口盲目進城，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度膨脹。

借鑒與啟示：規避“過度城市化”的拉美陷阱。當前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拉美經驗為我國城市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如何規避拉美“過度城市化”陷阱，規避高城市化率及其相伴而生的一些問題，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性城鎮化發展道路，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議題。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6072萬人，城鎮常住人口73111萬人，鄉村常住人口62961萬人，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新一屆政府在工作報告中果斷提出了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政策理念。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面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不完全城鎮化、嚴重污染、資源配置不合理、城市人口規模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盲目推進城鎮化問題，我們要有理性的認識。第一，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既要尊重市場規律，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政府引導，市場推進”的雙重作用，又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理性地看待城鎮化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能過分夸大城鎮化對拉動經濟所起的作用。第二，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走集約、智慧、低碳、綠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促進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從而有效地發揮城鎮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載體作用，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第三，新型城鎮化應走“城鄉一體化”發展道路，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使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第四，新型城鎮化要合理規劃城市發展，建立健全城市發展的長效機制。首先，要建立長效的人口管理機制，完善人口調控體系，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規，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其次，應加強城市社區管理體系建設，依托社區完善流動人口和出租房管理機制，強化社區流動人口綜合管理職能，加強對流動人口聚居區和“城中村”的綜合規劃和治理。

防止貧富差距“拉美化”，堅定不移地完善社會保障與分配制度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后，受嚴重沖擊的拉美國家逐漸改變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并在50年代得以廣泛推行，取得了顯著成績，迎來了工業化的高潮期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到80年代末，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重工業達到較高水平，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間，拉美經濟經歷了一個相對較快的持續增長時期，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5.4%，人均GDP年均增長2.7%。但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內卷化”狀況。不但沒有消除貧困落后的現狀，還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反過來又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盡管拉美國家采取各種措施，但效果差強人意，收入差距過大現象仍較為嚴重。

拉美貧富差距的概況。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仍在警戒線以上。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系數達到0.6以上時，則表示收入差距很大。近年來，隨著拉美各國經濟方式的不斷轉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逐步改革，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在逐漸下降，收入差距也日益縮小，但大部分仍處于警戒線以上。21比較18個有數據資料的拉美國家基尼系數，1990年有3個國家在0.6以上，10個在0.5至0.6區間，5個在0.4至0.5區間。2010年，18個國家的基尼系數整體有所下降，全部低于0.6，處于0.5至0.6區間的國家增加1個，達到11個；位于0.4至0.5區間的國家增加1個，為6個；低于0.4的有1個（委內瑞拉）。

資料來源：拉美和加勒比經委會網站

階層間的“馬太效應”有所緩解，但城鄉差距仍舊明顯。“馬太效應”作為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是指社會財富在階層間分配過程中存在“兩極化”傾向，也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它反映的是不同階層的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狀態，窮人的收入增幅遠低于富人的收入增幅。近年來，拉美國家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現象有所遏制，“馬太效應”有所緩解。拉美地區貧富分化的教訓是，在總體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忽視了底層民眾的利益，就有可能導致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一旦這個龐大的群體被排除在發展之外，那么社會很可能陷入危機，經濟也往往無法持續、穩定地發展。以巴西為例，巴西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52.8%下降到2009年的46.5%。即使如此，巴西的貧富分化問題依然相當嚴峻，并沒有因經濟的發展而發生根本變化。巴西的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制約著其現代化發展，雖然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沒有繼續惡化，但財富的集中度仍居高位。此外，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也嚴重影響著拉美地區收入分配的平等。聯合國區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拉美國家普遍存在農村基尼系數要低于城市的現象。2004年秘魯農村基尼系數為0.40，比城市低0.07，2005年哥倫比亞農村基尼系數為0.50，比城市低0.09，2006年巴西農村基尼系數為0.54，比城市低0.05。這一方面反映了農村居民收入普遍較低，與城市居民收入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說明，盡管城市居民收入相對較高，但相互間的收入差距要比農村地區大。22

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貧困問題仍然很嚴重。貧困問題是長期困擾拉美國家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20年間，拉美經歷了一個“社會貧困化程度明顯加劇——貧困現象略有改善——減貧進程停滯不前”的過程。23從總體上看，拉美的貧困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略有緩解，貧困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貧困程度還沒有降低到1980年經濟危機發生之前的水平。盡管9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將反貧困列為政府社會政策的重點，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減貧政策，地區貧困率有所下降，但這些政策尚未系統化、制度化，難以應付長期積累的社會貧困問題。當前，拉美國家貧困人口總量依然很大，貧困率仍然很高。2010年拉美國家貧困線下的人口高達1.85億人，占拉美地區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農村貧困狀況比城市更為嚴峻，近一半的農村人口處在貧困線以下，近三分之一處在赤貧線以下。

拉美貧富差距懸殊的啟示：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與分配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全面、公平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把保障作為民生之基，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健全覆蓋全體市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整合，加快實現基本社會保障的制度全覆蓋。逐步形成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為核心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完善被征地農民和城鎮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制度。完善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體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大力發展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機制；擴大轉移支付，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收入標準，特別是要增加農民最低收入保障機制，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縮小收入差距。

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傾斜。中國30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在完善市場機制的同時，加強政府的監管和調控職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反之，則會滋生各類社會問題，威脅社會的穩定發展。中國應吸取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既要依靠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又要充分發揮政府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對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作用。完善要素市場，推動地區、行業、職業、專業間的收入均等化；進一步完善市場規則，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政府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作用。制定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合理政策，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傾斜，特別是要加大對低收入地區的財政投入和稅收優惠，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技術、人才，帶動貧困地區發展；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通過提高社會最低保障標準，完善分類救助制度，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

摒棄拉美功利主義經濟理念，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生態文明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國家適應于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競爭的要求，大力推進工業化轉型，引進外資，發展資源密集型經濟，結果造成拉美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問題，稀有資源逐漸枯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生態問題成為嚴重影響拉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拉美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成因及表現。拉美地區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對資源的攫取，導致對生態環境的“開發性破壞”。20世紀30年代，拉美國家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發展，實施“進口替代”模式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要求國家盡可能地依靠自己的勞動力、原材料和技術，生產本國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其核心是發展滿足于本國市場需要的制造業，以本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替代原來需要進口的工業制成品。24這種經濟發展嚴重依賴資源，其必然結果是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隨著全球化的推動，1982年以來，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型。在這種政策的引導下，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國家為了實現在20世紀末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夢想，違反自然規律，鼓勵外資企業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向亞馬遜地區投資。但由于法規不完善，規劃不合理，加上投資者急功近利，不顧當地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毀林開荒，伐木建場，致使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環境、自然資源和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據統計，1998年，亞馬遜熱帶雨林被毀面積達1.68萬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頒布法令，無限期地不再受理開發亞馬遜森林的申請。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的減少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世紀性過失”。25

拉美國家“超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導致生態環境壓力巨大。1960年到2013年，拉美地區的城市人口由1.1億人增至4.9億人，增長了3.5倍。拉美地區有21個國家屬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其中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三國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巴拿馬、古巴、多米尼加等12國的城市化率介于60%到80%。26由于超前城市化，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城市貧困化問題日益嚴重。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拉美地區每10個貧困人口就有6個居住在城市。由于城市人口急劇膨脹，致使城市居民基本的衛生和環境等公共設施嚴重缺失。盡管某些政府增加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城市環境和居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大城市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提升。

拉美國家生態失衡的啟示：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當前，拉美國家正在審視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利弊，不斷從自身發展歷程中總結規律，汲取經驗和教訓，逐漸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行動。如2003年巴西亞馬遜州制定的“綠色自由區計劃”，旨在實現生態健康、社會公正和經濟可行的農牧業生產。2010年1月，智利通過20417號法設立環境部取代環境委員會，同時成立環境評估服務局和環境監管局，逐步完善本國的環境保護監管體系。這給我國的啟示是：

其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其二，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以科學技術為手段來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負面效應，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合理配置自然資源。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可持續的功利動機。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合理進行功能區劃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倡導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綠色發展。

其三，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必須轉變關于發展的傳統觀念，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在保護環境中求發展。要充分考慮人口承載力、資源支撐力、生態環境承受力，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其四，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督和執法力度。加快推動與生態文明建設有關的立法工作，處理好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與協調，逐步構建系統、完善、高效的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把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寫入憲法，從根本大法上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充分發揮環境和資源立法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激勵和約束作用。

結語

繼2013年出訪拉美之后，習近平主席于7月15日至23日再度訪問該地區，中拉關系迎來新的發展階段，中拉合作也“換檔升級”。2014年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主旨講話中提出構建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系相互促進的中拉關系五位一體新格局。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命運共同體”逐步形成。誠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拉美地區在經濟、社會、外交等領域具有許多共性，拉美國家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問題、教訓及經驗值得我國重視。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就會出現“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現象”。當前，拉美國家民主政治體制的脆弱性對社會治理的潛在威脅仍然很大，由此引發的經濟、社會難題日益增多，社會矛盾也進一步凸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問題都是可治理的。然而，在短時期內拉美國家實現可治理性仍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和困難。拉美國家必須在穩定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消除政治體制的脆弱性。通過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會改革，減輕社會發展的負擔，推進民眾對本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參與進程，從而增強人民建設法治國家的信心，為拉美國家的發展創造優越的內部條件，同時也要加強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和平解決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積極主動地開展國際反恐聯合行動，為拉美地區的可治理性消除外部安全隱患。

注釋

1亦卓：《全面透析拉美政治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報》，2004年11月9日，第2版。

2孫巖峰：《探索拉美特色的政治模式——獨立以來的政治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7日，第6版。

3袁東振：《民主化進程中拉美國家政治制度面臨的主要挑戰——對拉美國家政治不穩定的一種解釋》，《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13、63頁。

4郭樹永、唐小松：《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啟示》，《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第109～112頁。

5曾昭耀：《拉美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幾點經驗》，《江漢大學學報》，2006年第11期，第19～23頁。

6張凡：《當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問題與方法》，《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5、80頁。

7楊建民：《公民社會與拉美國家政治轉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79～80頁。

8袁東振：《當前拉美社會問題的特點與發展趨勢》，《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56頁。

9江時學：《論拉美國家的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1期，第52～58頁。

10韓琦：《20世紀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特點》，《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三輯）》，2005年9月，第226～240頁。

11張學勇、金雪軍：《經濟自由與非傳統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7～51頁。

12王友明：《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經驗及啟示》，《當代世界》，2012年第7期，第57～59頁。

13徐世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論壇》，2012年第30期，第52～53頁。

14劉維廣：《拉美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簡析》，《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拉丁美洲現代化進程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匯編》，濟南，2007年10月，第156～165頁。

15［美］彼得·哈基姆：《拉美地區的腐敗》，王倩譯，《中國經濟報告》，2014年第6期，第12頁。

16江時學：《“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發展進程的特點》，《國際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4頁。

17江時學：《拉美政黨政治的新變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第47～51、6頁。

18李曄：《中國社科院發布2013～2014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黃皮書》，新華網，2014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8/c_1110452596.htm。

19吳白乙、劉維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頁。

20鄭秉文：《拉美城市化的經驗教訓及其對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啟發》，《當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10～13頁。

21馬強、孫劍平：《拉美國家收入分配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理論導刊》，2011年第3期，第108～110頁。

22余芳東：《國外基尼系數》，《調研世界》，2013年第5期，第57～60頁。

23劉新紀：《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拉美政治學科”前沿報告》，《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5～62頁。

24蘇振興：《關于拉美國家現代化研究若干問題的探討》，《學術探索》，2006年第2期，第79～86頁。

25楊志敏：《從拉美發展中出現的生態問題看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重要意義》，《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4～48、80頁。

26吳白乙、劉維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13～2014）》，第3～5頁。

責 編／馬冰瑩

How Should China Underst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Fan Hesheng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ain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 After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has basically stabilized, bu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corrup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emocratic "fatigue"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city 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the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ave caused a huge crisi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utilitarian resource-dependent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led to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n important period of adjustment.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ing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reventing wealth disparity and adhering to a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road.

Keywords: studies of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ver-urbanization, wealth disparity, ecological development

范和生，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政治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社會學》、《現代社會學（上下冊）》、《行政管理新論》、《轉型期安徽勞資關系實證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