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這是我們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正確認識的。

一、小微企業到底缺什么

最近，為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央行兩次定向降低準備金率。這一舉措的基本判斷是“三農”和小微企業缺資金，并且能夠保證降準帶來的流動性可以順利地流向“三農”和小微企業。

那么，這一基本判斷是否正確呢？筆者認為這一判斷有一點道理，但不是“廬山真面目”的全部。就整個大勢而言，中國經濟已經跨越了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時期，進入了理性的、擠泡沫的、長肌肉的“新常態”。筆者在發表于《人民日報》的文章中，曾經提出了一個“自然增長率”的概念。經濟的“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技術水平、組織水平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是與既定條件相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改變自然增長率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或組織變革。據此，人們對“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速度，應當有更理性認識，應當更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而不僅僅是速度，或者主要不是速度。

一旦進入“新常態”，首當其沖的任務是調結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層次性特征主要是結構性特征，經濟發展的真正內涵在于結構效應而不是水平效應。結構效應是指通過創新，提升產業、產品結構以推動經濟發展，是所謂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水平效應只是在更大的范圍內片面地復制原來的產業及產品結構，例如，把東部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30年前改革開放伊始，我國經濟發展的產業空間很大，干什么產業、上什么項目都能發展，加之資源、環境、勞動力壓力不大，以及在新周期中處于上升階段的世界經濟對我國經濟的帶動，我國經濟發展很快。曾經的干什么都能發展的產業結構帶動了快速的經濟發展。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新的產業結構，新的產業結構需要在原來的產業結構上調整、創新、擠出泡沫。這是所有產業、所有企業的事，包括小微企業在內，或者說制約小微企業發展更多的是產品結構和市場需求。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史證明，如果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市場需求，僅僅有資本是支撐不了一個企業或產業的。如果沒有市場需求，僅僅有資本，那么接下來就是產能過剩、價格便宜、企業虧損。而如果產品有強烈的市場需求、滾動發展能力很強、資金回流很快，那就根本不用擔心資金問題，或者說根本不存在資金問題。

小微企業更多的問題是結構和市場問題。在快速發展時期，“蘿卜快了不洗泥”，涌現了大量的、星羅棋布的小微企業，進入“新常態”后肯定存在著重新洗牌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市場經濟的活力就在于吐故納新，不可能把所有的小微企業都救活。小微企業缺資金更缺市場需求，如果沒有需求，小微企業的新增貸款就會成為新的負擔。在沒有市場需求的情況下，一個理性的企業家會中斷投資。資金的問題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解決不了自身的根本問題。小微企業雖然缺錢，但更缺核心技術和市場需求。小微企業確實需要資金方面的公平待遇，但遠不是問題的全部。

二、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

由小微企業推而廣之，中國經濟到底缺什么呢？一句話，中國經濟不缺錢，快速的M2增長，以及大量的外匯儲備，使得中國經濟從總體上看不缺錢。中國經濟缺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制，缺的是激勵創新的制度安排。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的功能是發揮不出來的。我們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是因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還不到位。具體表現為：

第一，一些政府部門依然熱衷于審批，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資源流動的方向背后不時閃現著行政力量的影子，與市場的指向并不協調。一方面是行政力量的干預，另一方面是地方保護。一些地方政府刻意保護，阻止有競爭力的企業、產品進入本地區，以保護本地區落后企業不被淘汰。市場經濟的全部魅力和活力之源就在于公平競爭，而公平競爭的基本條件是統一市場、平等進入和自由流動。馬克思在講到平均利潤的形成時曾經生動地指出，“那種在不斷的不平衡中不斷實現的平均化，在下述兩個條件下會進行得更快：一是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二是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馬克思強調，第一個條件的前提是，社會內部已經完全的商業自由，消除了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第二個條件的前提是，廢除了一切妨礙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部門，或者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的法律。

第二，市場體系不完善，關鍵是要素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存在著行政定價、隨意干預價格，特別是存在著貨幣注水、扭曲價格的現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決定》提出的這一改革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

第三，支持經濟市場運行的微觀主體還不健全。例如，一方面是國有企業依然約束軟化，只能負盈不能負虧；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同樣因為約束軟化，只能負盈不能負虧，因而大量舉債、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的確立，有待于繼續深化改革；地方政府必須從市場主體的地位中退出。這里還必須提及的是，從產權硬化的角度看，民營企業雖然算得上是完全的市場主體地位，但卻被歧視，不能一視同仁地進入。如果說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當初存在著認識問題的話，那么現在確實存在著利益問題。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在政策設計上對非公經濟實行歧視性規定，例如，在市場準入方面設置“玻璃門”、“彈簧門”，限制競爭；在貸款方面的不合理規定，致使許多民營企業融資成本很高，所有這些，都是必須改革的。

第四，中國經濟處在從大到強的關鍵時刻，由大到強的唯一舉措是創新。然而創新并非號召的結果，而是制度安排使然。

首先是法律要保證創新者的物質回報和其他社會回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指出，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業創意的收益，就不會有很多人構思和開發商業創意。如果企業家和投資人不能自由地創建新企業、自由地進入某個產業、自由地創建新企業、自由地進入某個產業、自由出售企業的股份、自由關閉企業，他們就不會對創意的開發進行投資?？傊?，如果沒有財產保護和盈利的激勵，不管非財務性質的回報有多大，多數企業家都不愿意冒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談到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即率先創新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

其次是社會既要褒獎成功，又要包容失敗，在一定意義上還要包容冒險。內森·羅森堡等在《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中指出，“革新本身是反叛傳統的一種形式，并且可以假設比大多數人更具個人傾向。如果確實如此，西方研究機構的組建和發展的多樣性可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個人主義……發明者經過自我選擇，必須比一般人更愿冒險，對現狀越是不滿，越愿意打破常規。因此，不會向人們灌輸絕對服從權力機構的思想，而是存在著給社會成員提供若干競爭機會的權力機構，因而發明者更可能興旺起來。個人不單在西方革新中得到了表現的機會，而且在西方進行革新的多樣性方式中得到了表現機會”。

再次，企業是真實的企業，反應是敏感的。真實的企業由于利害攸關，對市場變化反應敏感。每個企業的參與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負責探索的螞蟻，通過對局部變化的觀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應，調整生產方向和產量，提升產品和產業結構。

最后，不存在把企業家精神引向尋租的環境，企業家只能面對市場，面對創新。

中國經濟既然缺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缺的是激勵創新的制度安排，就輕易不能實行刺激性政策，刺激性政策只會錯失結構調整和制度建設的良機。一系列的“微刺激”積累起來就是大刺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曾經應用威廉·配第的話說：“貨幣不過是國家軀體的脂肪，過多會妨礙這一軀體的靈活性，太少會使它生病。”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更是明確指出，資本便宜會助長投機，就像牛肉和啤酒便宜會鼓勵人們貪食、嗜酒一樣。馬克思這些精辟的論述，對我們仍然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