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僅由市場來決定應進行何種研究對人類的未來非常不利。同其他先進而富有爭議的生物技術一樣，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對科學家提出了更高的倫理道德要求。然而，目前的情況是一些科學家常將問題想得過于簡單，未充分考慮其研究可能造成的長期社會影響。另外，有些科學家出于自身職業發展、經濟收益，以及滿足好奇心的目的而進行研究。

在倫理學、社會學及哲學等領域一直存在著關于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探討與爭論。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網站10月15日報道，在美國波士頓生殖醫學學會第69屆年會上，國際輔助生殖技術監測委員會稱，截至目前，全球借助現代人工生殖技術降生的嬰兒已超過500萬?，F代人工生殖技術對人類和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社會學如何幫助我們清醒地認識現代人工生殖技術？近日，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多位學者。

社會學研究更務實

科技進步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1950年以來的醫學技術發展讓公眾、社會學家、哲學家開始逐步關注試管嬰兒、干細胞移植、人類胚胎研究等先進人工生殖技術。克隆羊多利的誕生，更是證明了人工無性生殖技術的可行性。

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誕生極大地震撼了人們的世界觀，許多人開始從倫理學視角對其進行探討，但社會學角度的探討則相對較少。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系榮休教授戴安·比森（Diane Beeson）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與哲學及倫理學相比，社會學視角更關注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實證研究。

一些美國社會學家關注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影響新技術的發展及擴散。例如，比森就十分關注生殖產業中卵子交易對貧窮年輕婦女的剝削，以及較為富裕的年長婦女的受益。比森曾發表文章對允許乃至鼓勵提取卵子進行科學研究的做法提出質疑。她認為，在提取卵子的過程中，西方科學家及生殖產業沒有就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可能對女性內分泌系統帶來的健康隱患給予充分關注。

人工生殖技術所致社會問題有待研究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拉·富蘭克林（Sarah Franklin）告訴記者，社會學家對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探討和關注范圍十分廣泛，許多社會學家會通過定性方法對病人、臨床醫生、科學家等進行訪問，同時還會關注公眾、主流文化對這些技術的看法，這都是社會學對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探索。

富蘭克林以試管嬰兒技術舉例稱，試管嬰兒技術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在臨床普及。后來，僅2012年，全世界就有約5萬個體外受精的嬰兒降生。可以說，這一技術無論給個人還是整個人類帶來的改變都是巨大的。對個人的影響包括很多方面，如不能自然受孕的父母在決定采用這一技術時的心理狀態，他們對這一技術的情感需求等；而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講，試管嬰兒技術的出現直接帶來了一個新型產業的誕生，同時該技術也很有可能進一步向再生醫學方向發展。因此，“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和生物復制技術究竟對人類意味著什么”是社會學家需要探索的問題。

比森認為，目前，社會學家仍需加強對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關注。社會學對于那些通過先進現代人工生殖技術降生的孩子的社會現狀，缺乏理論性和實證性的關注和探討。社會學家應更加關注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有何差異、卵子交易及商業代孕的剝削性等問題。

盡管已有學者開始關注這些方面的問題，但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對技術問題的社會學探討意味著跨學科研究，這也給社會學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考慮研究可能造成的長期社會影響

富蘭克林認為，公眾對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認識和討論尚處在初級階段，并且這種討論總是關注于未來而非當下。人們通常會以負面的視角看待那些不知道會產生何種影響的技術，并使之簡單化，但現實情況其實相當復雜。

富蘭克林舉例稱，就可能會達到“設計嬰兒”目的的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技術來說，公眾和學界之所以對這一技術抱有爭議，是因為他們懷疑人類是否有權設計生命。然而，實際上，許多父母采用這一技術的目的并非想要擁有一個設計出的完美嬰兒，而更多的是為了避免孩子患有致命遺傳疾病的情況發生。另外，目前這項技術并不成熟，成功概率很低，因此也根本達不到真正意義上的“設計嬰兒”或“定制嬰兒”。

富蘭克林認為，對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技術，父母其實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負擔。畢竟，這種技術既可能意味著避免遺傳疾病的發生，也可能意味著在培養皿中“塑造生命”。因此，從總體上來說，未來隨著生物科學、生物技術等領域的發展，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想要弄清楚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并不容易，人們面對這些技術也將越來越難以作出抉擇。

比森認為，僅由市場來決定應進行何種研究對人類的未來非常不利。同其他先進而富有爭議的生物技術一樣，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對科學家提出了更高的倫理道德要求。然而，目前的情況是一些科學家常將問題想得過于簡單，未充分考慮其研究可能造成的長期社會影響。另外，有些科學家出于自身職業發展、經濟收益，以及滿足好奇心的目的而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