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仔細看了幾遍，沒有看到‘文化產業’四個字，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有些迷惘和擔心。后來看到決定全文后，豁然開朗，對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充滿信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剛談起了三中全會后的“心理波動”。

像章建剛一樣，許多文化產業界人士都有這樣的心理變化。大家認為，2萬多字的決定全文，雖然談到文化體制機制創新的內容只有1000多字，但分量很重，把文化納入到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可謂“字字珠璣”、“針針見血”。

激發國有文化企業活力

決定繼續推進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對按規定轉制的重要國有傳媒企業探索實行特殊管理股制度。

“我們公司從2001年成立到現在投資了180多家企業，和文化相關的有30多家。分析這30家的構成，大多集中在新媒體和新興經濟領域，傳統的廣電出版等企業只有五六個。”君聯資本投資總監邵振興透露，在資本進入傳統文化產業領域時，尤其是要和國有文化企業打交道時，存在非常多的障礙，有地域和行政的分割，有主管機構的分割。

“文化產業并購中，民營文化企業并購十分活躍，而國有文化企業相對滯后。”據新元文智投資公司總經理劉德良統計，2012年度文化產業共有96個并購案例，涉及國有文化企業的卻只有15起，“國有文化企業并購進展較為緩慢，與國有文化產業在產業中的規模和地位十分不相稱，另一方面也表明國有文化企業在并購整合方面還有巨大的空間。”

如何激發國有文化企業的活力？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認為有兩個實現途徑，一方面，從中央層面要加快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機構，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理順機制，才能解放生產力，在這方面北京就為全國創造了很好的經驗；另一方面，要實現跨行業、跨地域、跨所有制，還有跨媒介的資源組合，在全方位、大范圍內配置資源。

“國有文化企業的發展觀念應有變化，不再糾結于文化的特殊性，不能讓意識形態成為不開放、不發展、不改革的借口和擋箭牌。”北京京都文化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王長利說，文化的內容標準和市場要求并不沖突，“叫好”和“叫座”也并不矛盾。無論是國內外演出，場次和票房當然不是判斷成功的唯一衡量標準，但肯定是重要的標準，因為代表著人民群眾在市場上的投票選擇，所以，話語權和主導權取決于市場份額的大小。

“從特殊管理股制度，到出版權、播出權特許經營；從混業經營，到公司制、股份制改造，這些新的提法，是下一步深化國有文化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張洪生認為，這些新的改革，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論創新，也是激發國有文化企業活力的制度安排。

對民營文化企業敞開大門

決定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發展，降低社會資本進入門檻，允許參與對外出版、網絡出版，允許以控股形式參與國有影視制作機構、文藝院團改制經營。

“我看三中全會決定，不是咬文嚼字看文件，而是從字里行間看大勢，對民營企業來說，做文化產業的限制更少了，發展條件更寬松了，機會更多了。”實景山水演出的創始人梅帥元從國有院團“下海”后，在市場上“游”得很辛苦，但也很有成果，在全國已推出13臺演出，每年演出3000場，觀眾達350萬人，“我們企業的規模做大了，看著一些國有文藝院團不景氣，好的人才發揮不出作用，很心痛，很想把這些資源盤活，但在操作中困難重重，一個也沒談成”，梅帥元從全會的決定中看到了希望，他認為，“企業可以順勢而為，可以放大手腳去做重組并購了。”

“三中全會徹底打破了對民營文化企業的歧視和不信任。”中外名人文化產業集團總裁陳建平在為電視臺制作節目中常常能感受到“彈簧門”和“玻璃門”的存在，公司辛苦原創的節目得不到應有的產權和版權的尊重。他注意到三中全會中強調，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是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這些話句句有力，是對民營企業地位的最高肯定，也是民營企業權益的合法保障。”

“不應‘血統論’，而要是‘表現論’。”一位主管部門領導在調研怎樣支持文化企業時曾形象地說，“不能因為是國有企業這個身份而扶持，而要看是否為群眾創造了好的文化產品，是否有好的市場前景，才決定是否扶持。要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政府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要一視同仁。”

民營文化企業已經是中國文化產業的“主力軍”。以北京為例，去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總產值突破一萬億元，其中80%由民營企業創造，民營企業的就業人員、納稅、利潤都占80%以上。近日，北京市文資辦率先行動，舉辦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的文化企業高級人才研修班，專門對50位民營文化企業負責人進行培訓，宣講三中全會精神。“我做文化企業15年，是第一次參加政府部門組織的培訓，系統學習了三中全會精神，加強了對黨的政策的理解，親身感受到政府職能在轉變。”制作了《大國崛起》、《公司的力量》等優質記錄片的北京三多堂傳媒公司總經理高曉蒙很珍惜學習機會，“有了政府的陽光雨露，民營企業會更有社會責任感，努力創作好的產品，回饋社會。”

“就連公共文化服務，民營企業也有機會進入。”北京安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黎明認為，決定提出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這將使公共服務更有效率。

盯緊市場的指揮棒

決定完善文化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流動。

“市場的大門打開了，市場的機會多了，但并不是每個企業都能抓住機會。”在多年的文化產業實踐中，北京國門和眾創意文化公司董事長鄭文軍體會到，“要把創意變成生意，把智慧變成實惠，需要專業化的團隊和專業化的運營能力，才能駕馭市場。”

“不鉆研市場、不分析用戶，贏利模式也不清楚，必然沒有消費群體，也沒有市場空間，更不能可持續發展。”洲際聯盟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顏建國不諱言有許多失敗的教訓要分享，“文化產業要遵循市場的基本規律，緊盯市場的指揮棒，在創作、生產、傳播、消費的各個環節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價值。”

“雖然文化產品是影響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珠產品，但文化產業也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北京春騰網絡科技公司董事長姬連強發現，不少文化企業也都希望搭上“互聯網”的快車，都希望跟上新媒體的發展，但他認為絕不能簡單地嫁接，而要真正去研究新媒體的特點，研究新業態和新市場的規律，才能贏得新的發展。

“文化企業是不是輕資產公司？如果按傳統工礦企業的標準來看，是輕資產；但按文化產業的特點和規律來看，品牌、版權等無形資產就是重資產，就是文化企業的立身之本。”北京萬豪天際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雷認為，全社會對于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認識，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讓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