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廣泛存在著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即：一方面，在城市存在著較發達的現代經濟，相應地也存在著一個較強大的中產階級，他們享有較為富裕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在農村卻存在一個落后的農業自然經濟，相應地也存在著人數眾多、比較貧窮的農民大眾。這樣一種狀況就形成了二元社會，對于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來說，二元社會很容易形成矛盾對立，對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泰國深受這種二元社會之苦，二元社會對立形成了分別代表各自的政治集團，二者矛盾不可協調，街頭政治一度成為泰國的一個獨特現象。

泰國是個農業國，經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工業化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60%~70%的人口仍住在農村。泰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緩慢。1950年代初期，泰國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約13個百分點，高于東南亞平均水平約1個百分點。2005年，泰國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水平低了近16個百分點，低于東南亞城市化水平11.5個百分點。泰國以往歷屆政府都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城市，特別是首都曼谷及其周圍地區，所以農村經濟一直比較落后，農民的生活水平相對較低。

1960年代前，泰國的城市內部除了對自然資源產品的粗加工外，幾乎沒有現代化的制造業，經過戰后的恢復時期，泰國于1954年制定了“工業投資鼓勵條例”。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泰國的經濟結構開始明顯轉變。然而，這一時期工業發展中所采用的技術幾乎全部來自于西方，缺乏獨立自主的技術支持。西方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力資源短缺，這種狀況導致了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模式恰恰與泰國當時城市所需的發展方式相反，城市經濟的發展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城市病問題開始凸顯。一方面，由于城市正規部門難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崗位，使得大量城市貧民不得不受雇于正規就業結構之外的各種行業。事實上，如果不存在非正規部門提供的就業崗位，他們流入城市的“期望收入”幾乎是零，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之所以能夠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主要是由于他們預期到能夠從得到城市正規部門工作的機會中獲得補償，因此他們對城市內部新增就業崗位表現得十分敏感。另一方面，這部分城市貧民主要從事資金技術要求低和盈利較快的小商業、飲食業等服務行業，從而使得城市的第三產業在低水平上高速膨脹，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虛假繁榮現象”。

縱觀1960年代后期泰國的整個城市化過程，是在一種“畸形城市化”的發展模式下進行的，即城市化過程缺乏農業發展的基礎。城市人口的擴張并非是由農業現代化催生出的城市機械人口的增加而造成的，大批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拉力”而非農村的“推力”造成的。農村內部大量勞動力的流失以及政府將大量的工業基礎設施投資集中在城市地區，也進一步限制了農村的發展，整個城市的發展過程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大批城市失業工人返回農村，也進一步加重了農業的負擔，泰國城鄉人口貧困差異依然明顯。

伴隨著泰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迅速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工業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然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泰國6000萬人口中只有50萬人接受過中等教育，學齡前失學兒童91%集中在農村，教育體制的落后以及人力資本地區性分配不均使得泰國工業化進程不得不面臨人力資本的匱乏問題。事實上，1960年代初期，泰國政府在制定第一個經濟發展長期計劃時就十分重視教育的普及和發展。1970年代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年增長率為34.5%，1990年教育經費已經占到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的19.2%。但是泰國政府的這一努力并沒有得到多少改善。首先，泰國多數中學都分布在城鎮，農民孩子去城鎮讀書課余時間就不能幫助家庭進行生產活動，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因而增加了農戶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其次，泰國農村非集約化的生產技術狀況使得學生畢業后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學到的知識很難能夠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去，從而增加了農戶對子女教育投資的風險。在有限的農業收入制約下，許多農戶不得不放棄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資。例如，1999年僅僅因交不起學費和為了家庭生計而不得不輟學的學生占總輟學學生的比例就達到63%。最后，誘致性的教育投資與勞動力市場的完善程度息息相關，在一個完善的勞動市場中不但雇傭方可以更加容易采取有效的甄別機制雇用到滿意的員工，受教育者也更容易通過信號顯示機制找到滿意的工作。由于泰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相對落后，高等教育接受群體的高失業水平反而越發突出。從某種程度上講，恰恰是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降低了泰國國民對教育投資的偏好。

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泰國農村地區的貧困率為12%，高出城市地區近3倍；全國八成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曼谷及其周邊地區，而占全國總人口近半數的泰國東北部、北部農村僅擁有不足10%的工業。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年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泰國的貧富差距比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鄰國都大得多。2009年，泰國國內最富有的20%人口比最窮的20%人口的收入高出14.7倍，60%的人口所分得的財富僅占其總額的25%。不難看出，泰國的城鄉經濟鴻溝和貧富差距是歷史形成的，但是只要政府采取適當的政策，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這種鴻溝和差距就會逐步縮小。然而，以往的泰國政府并沒有真正關注過農村的發展。客觀地說，他信是泰國歷史上第一個認真關注農村和農業問題的總理。他信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惠農政策，包括允許農民推遲還債三年，給每村100萬銖貸款作為發展基金，實施“一鄉一產品”種植，“30銖治百病”等政策。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在2001—2005年他信當政的5年中，農民的收入提高了60%。這使最講究實際的廣大農民對他信感恩戴德，成為他忠實的支持者。在他信惠農政策的背后是以犧牲了城市中產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例如，“30銖治百病”醫療計劃，主要是為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民設立的，但這一計劃的實施降低了醫院的利潤，減少了醫生的收入。而政府用于這些扶貧項目的支出主要來源于中產階級（包括醫生、律師、教授、工程師等各種專業人士）所得稅的提高。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舉步維艱，20所大學的1萬多名年輕教師因被納入他信所倡導的脫離公務員隊伍計劃而加薪無望。國有企業私有化、股份制改革，使得自來水、煤氣、電力等公司的職工下崗。所有這些都引發了曼谷城市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的不滿，他們成為反他信的主體力量。

所以，泰國的城市化過程并沒有解決好各方的矛盾，反而突出了二元社會的矛盾沖突，成為導致社會動蕩，政局不穩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