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明確社會作為治理主體的地位，會減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投機、搭便車等行為，有利于社會有效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新的提法，也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的一個亮點。社會各界對此給予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近日，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社科界專家學者。

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治理效益

“管理”存在著主體與客體的界分，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在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桑玉成看來，當代公共管理變革的一個重要理念和價值取向，即以“治理”消除這種主體與客體的區別。桑玉成說，“治理”往往指“協同治理”，強調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管理。在這種模式下，盡管政府依然是社會公共管理功能和責任的承擔者，但是由于政府、社會組織、個人等不同行為主體間形成了一種有機合作關系，從而讓更多行為主體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現，關心公共利益，承擔公共責任。

“管理”與“治理”的運作方式有區別。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袁祖社認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剛性模式，而“治理”則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橫向流動的復合型模式，更注重協調性、靈活性。“治理”的變革性意義還包括明確了社會作為公共事務參與者的主體地位?！稕Q定》明確提出，“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

袁祖社表示，明確社會作為治理主體的地位，會減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投機、搭便車等行為，有利于社會有效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制度+組織+能力

《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提出“國家治理”概念，實際上是對黨的十六大以來治國理政理念的深化發展和完善，是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和改革開放理念的邏輯演進和必然。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王浦劬告訴記者，早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提出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理念。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的十八大報告多處采用“治理”的概念，并且在治理國家的意義上進一步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這個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亞林認為，治理現代化包含三個重要的邏輯要點：一是制度，二是組織體系，三是能力。這些體現了改革的政治現代化導向。可以說，這種“制度+組織+能力”的三層次發展目標，體現了我黨一直以來十分重視的制度績效，指明了治理現代化的具體內涵，即以能力建設為導向，以組織的功能優化為重點，以制度建設自我完善為落腳點，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以人民利益為治理切入點

“轉型時期，我們面臨著很多社會難題，如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等，關系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因此，這些方面都可以作為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切入點。”袁祖社說。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馬駿從兩個維度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一個維度是加強國家能力建設。國家能力包括多方面內容，例如，調節社會關系能力、應對危機能力等。在現代市場經濟與信息化社會，國家能力之強弱，是正確引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之關鍵。另一個維度是完善政治問責體系建設，對現代國家治理來說，“問責”是一項重要內容。馬駿特別談到了公共預算和國家治理的關系：“預算能力是國家能力的重要支撐，而財政（預算）問責又是政治問責的重點。”

袁祖社用了三個“好”來表達他對治理目標的理解：“治理要達到善治，就是在遵循公序良俗的基礎上形成好政府、好社會、好市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法治基礎上的良好公共秩序。在經濟生活中，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不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要追求分配的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同時，在民眾的生活中，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治理”理論體系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當前需要全面理解和把握“治理”概念，形成“治理”理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應防止照抄照搬西方概念和理論，尤其是要防止推行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政治傾向。王浦劬對記者說，“治理”的概念并不是西方政治理論和管理理論的專利，不能簡單片面地以西方“治理”概念的含義來理解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和改革開放目標層面上，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因此，其根本理論邏輯出自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其歷史邏輯出自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進程，其實踐邏輯出自中國改革開放和問題解決的歷史過程。”王浦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