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繼續深化市場改革來改善價格信號的準確性，這樣才能比較好地利用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而利用比較優勢的前提是一個開放的經濟，為此我們必須深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
如果維持年均7.3%的經濟增長，到2020年我國的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2700美元。也就是說，在本屆政府領導下我國應該可以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高收入國家是一個門檻，如果我國也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國家人口可以翻一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中國改革開放33年，用西方理論認為是錯誤的道路，卻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在西方適用的理論，不見得適用于我們。重要的不是說我們的理論能不能被接受，而是這個理論能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幫助我們改造世界。我們必須將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這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真正為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作貢獻，才能夠避免好心干錯事。
我希望從中國經濟改革經驗的探討中反思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大家生活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切身感受到它的成就。從1979年到2012年，連續33年的時間，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達到9.8% ，這樣的高速發展態勢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并且，這是發生在經濟轉型期，在一個底子薄、人口眾多、制度不完善的狀況之下，這無疑是個奇跡。這樣的成績，事先誰都沒有想到。
下面，我從中國改革開放33年所取得的成績和出現的問題來進行一些反思。
新理論通常來自于對現象背后原因的分析，這個現象會是新的現象，這個現象也可以是過去的現象，但過去的理論解釋不了，才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進行解釋。中國改革開放33年，用西方理論認為是錯誤的道路，卻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為什么有這樣的成績？還出現了哪些問題？我想分析回答五個相關的問題，反思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科發展道路。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能夠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取得這么高速的增長？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撐？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在1979 年之前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即使是付出幾代人的努力。追求中國的現代化，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不是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從鴉片戰爭以后，我們就一直在苦苦追求國家現代化。
第三個問題，中國發展這么快是因為轉型帶來的好處，但為什么其他轉型國家，并沒有出現像中國這樣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四個問題，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反對漸進雙軌制改革的事情，為什么會出現？怎么理解？
最后一個問題，理論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也幫助我們改造世界。如何尋找未來發展的方向？怎么樣實現未來的發展？
中國經濟改革為什么成功
中國當時選擇的道路，在改革開放初期被認為是一條不正確的道路。改革開放初期，國際學術界新自由主義盛行，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或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干預造成太多的扭曲，比如國有化、價格非市場化等。
中國從1979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遵從華盛頓共識，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道路，而是政府只擔負平衡預算，維持社會經濟穩定。中國推行的是一種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開放，對沒有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既沒有私有化，而且還繼續給予保護。但對于一些新的產業布局放開準入，按照市場的原則運行。
當時經濟學界有一個基本共識：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所以，計劃經濟國家或者是政府干預過多的國家，為了改革，必須像華盛頓共識所講的要按照市場經濟去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且是一次性到位。
中國推行雙軌制改革被時下證明是最糟的方式，也有現實論點。比如說，如果要實行漸進的雙軌制度安排，一定會造成尋租，造成收入分配腐敗。確實，中國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那些反對雙軌制改革的人所談的問題都存在。
但關鍵是現在看來，那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我們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普遍存在。但我們有的成績，這些國家卻沒有，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33年的穩定和快速發展。那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在經濟上推行休克療法以后，經濟出現停滯，甚至崩潰。
針對中國這三十多年經濟快速發展，國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有太多的農業人口、農村剩余勞動力，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部門，可以帶動經濟快速發展。關鍵的問題是，其他國家包括中亞或者非洲的很多國家，這些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也是農業人口，也有很多剩余勞動力，他們在上世紀80 年代、90 年代開始改革轉型中，按照華盛頓共識那樣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但并沒有取得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成就。
所以，我們自己需要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理論的目的是什么？理論不是一個邏輯的東西，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幫助我們改造世界的，讓我們清醒地認識所觀察到的現象本質，它為什么有那么多問題以及怎樣來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出現快速發展，我主張用亞當·斯密的方法來研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已經用標題把方法論全部寫上去了。他的標題是“對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研究”。想了解中國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經濟能夠快速發展，就應該知道這個快速增長的本質是什么？我認為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為什么能不斷的提高？它的機制又是什么，決定因素又是什么呢？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技術的創新讓現有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產業升級讓現有的勞動力資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新產業中去，這是決定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一個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經濟要持續增長，必須要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但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他們一直處于全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個群體，其勞動生產率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就代表他們的技術水平、產業水平處于全世界的前列。因此，要技術創新也就必須自己發明，產業升級也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產業。總之，對發達國家來講創新就是發明。
眾所周知，任何發明和發現需要大量的資本，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小。發達國家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的年均收入增長率達到兩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約是兩個百分點。加上人口增長不到一個百分點，可以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百多年的時間，發達國家的發展績效相當穩定，平均起來每年3%的增長。
而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同樣需要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跟發達國家相比處于較低水平，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現在擁有的技術比發達國家低，產業附加值比發達國家的低。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有兩種來源，一是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二是用模仿的方式引進現有的技術和產業。只要引進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創新，只要引進的產業，即便是已經成熟的產業，只要它的附加價值比現有的本國產業附加價值高，那么就是產業升級。
那到底是自己發明技術、產業好，還是采取引進方式好？從經濟角度分析，這是成本和效益的關系。一種方式是自己發明創造，不僅成本高，風險也很大。另外一種方式是引進技術，成本低廉。因為很多技術已經過了專利期限，可以不用付錢直接使用。而且，這些產業和技術都已經證明是成熟的、有效的、市場有需求的。發展中國家如果用后一種方式，其經濟增長率應該比發達國家高。這個可能性在經濟學上叫做后來者優勢，或者叫做后發優勢。
后發優勢在1979年后顯現，主要是因為發展道路的選擇
根據統計資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有十三個經濟體懂得用這種后發優勢來加速本國經濟的增長，取得的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7%或者是更高。后發優勢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比發達國家高一倍甚至是兩倍，而且持續25年或者更長時間。
中國是從1979年以后成為這十三個經濟體當中一個。回答中國為什么能夠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原因，道理很簡單，就是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但是，我們這種后發優勢早已存在一個世紀或者是更長時間，為什么一直到1979年以后，我們才開始從后發優勢當中獲取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呢？
我想，主要原因和我們發展的道路有關。1949年之前，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也不穩定。1949年以后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1949年—1952年戰后的恢復，開始接觸現代化建設。當時有穩定的環境，但是為什么1952年到1979年經濟增長的績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沒得到明顯改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確定的發展目標，在1952年、1953年提出追求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也就是說，在十年的時間里我們勞動生產率要超過英國，十五年以后我們勞動生產率要趕上美國。勞動生產率要趕上英國和美國，就必須擁有當時英美所擁有的產業。當時美英擁有的產業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業，還有專利保護。況且，那些產業都是他們國家現代化的根基，有很多跟他們國防安全有關的資本密集的大型重工業，在那種條件下根本不會給你。要發展，就必須靠自己發明，但自己發明不僅成本很高，還放棄了后發優勢。更重要的是，這些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當時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資金資本非常短缺。
因此，當時發達國家主導的占有優勢的產業，并不符合我們國家實情，不具備比較優勢。資本密集的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金的成本，鑒于我們資金短缺，資金成本價格高，使得整個成本要比發達國家高，在開放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力。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必須用政府的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下來。但是保護和補貼帶來的必然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過度扭曲，有了干預和扭曲以后，就喪失了比較優勢，且扭曲會造成各種惡果，造成產業和經濟發展效率非常低。因此，這使我們跟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1979年改革開放后，我們開始發展那些勞動生產密集的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帶來的最終結果是，這些產業發展非常快，帶來了后發優勢的33年時間。
沒有陷入上世紀80、90年代“迷失的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追求推行政府高度干預、高度扭曲的所謂計劃經濟模式。因此，經濟績效跟我國一樣都非常差。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基本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戰略都是在政府指導下，集中精力，優先發展現代化的大型的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產業。其結果是國家經濟績效很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因此，在1979年、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進行改革開放，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拉丁美洲、南亞、非洲。但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并沒有像中國那樣取得持續的、穩定的快速增長，實際上他們出現了經濟的崩潰和停滯。
有一位現在在紐約大學教書的發展經濟學家，很仔細地比較了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經濟發展績效，以及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開放這段的發展績效。他發現，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上世紀60年代，不僅經濟增長率低，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更多。因此，他把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表現稱為“迷失的20年”。
為什么同樣是改革開放，同樣是解決政府的干預扭曲造成的問題，中國是穩定快速發展，其他國家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而且危機不斷？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是按照當時整個主流經濟學界所講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的干預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國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華盛頓共識所講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預下的扭曲，原因是為了保護一大批在政府的主導之下，為了國家的現代化建立起來的一大批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但是往往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需要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去驗證、支撐。如果把保護和扭曲的補貼取消后會出現什么問題？當時這些產業雇傭了大量的勞動力，如果破產的話，大量人員馬上面臨失業，而且這些失業人員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穩定的政治，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
中國雙軌制是用實事求是方式解決問題
很多國家推行的華盛頓共識，將大型的產業私有化，國有變成了私營。我前面談到，如果政府對此不保護、補貼，它必然造反。在發展中國家，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社會精英都認為，那些大型的現代化產業是他們國家現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繼續進行保護、補貼。最終形成私有化過程中政府補貼，會比國有時所要的保護補貼更多。
像俄羅斯是世界上軍事強國，八大工業壟斷集團技術很先進，其航空航天業完全可以跟美國競爭。但是俄羅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國家，美國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國家，美國的資本比俄羅斯多很多。八大壟斷集團今天所拿的補貼，遠比前蘇聯的時候多。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國雙軌制，為什么帶來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呢？因為中國的雙軌制是用實事求是的方式解決問題。當時大型國有企業，如果不繼續給予保護和補貼，無論是國有還是私有制都會垮掉。但在雙軌制下，可以繼續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給的保護補貼會更多，更不好，那就繼續保留國有，由此維持了我們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成果。
另外，在轉型之前，我們有不少比較優勢，如，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軍工業。轉型期間，我們又鼓勵發展鄉鎮企業、民營企業、鄉村企業。不僅固化比較優勢，也鼓勵新的優勢，保證了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
當然，這樣快速發展確實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就像當初反對雙軌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敗現象、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原因是既然雙軌制還保留不少保護供需利益，那這個保護就會被扭曲，必然帶來的一些收入分配上的問題。如，為了保護大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就必須給它提供低價格的資金。在改革開放之前是財政撥款，根本不用還款。改革開放之后，撥款轉為貸款，保留了大型銀行，以及能夠給大型企業提供資金的股票市場，相關安排解決了資本密集型的大企業獲得廉價資金供給的需要。
雙軌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時候
可是這種方式給我們帶來的是什么呢？它要保護要補貼，誰補貼他？這些小農戶、一般家庭，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業的企業，是他們把錢放在金融體系里面，金融體系用他們的錢來補貼大企業的發展和生存。這樣的一個金融安排，就變成了把我們周圍比較低的群體，用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來提供給有比較優勢產業補貼。之初大企業是國有的，但是經過這30年來的高速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們是個金融短缺的國家，在改革開放之前，為了保護我們當時的重工業，資源的傳統價格上不去，為了補償開礦企業的利益，采礦基本上不用交稅。改革開放后的1993 年后項目價格開始跟國際接軌，但資源、開礦方面的稅基本上等于白送。為了取得開礦權，投資2000 萬、 3000 萬，但實際上一個礦可能值幾十億、上百億。因此，這種機制就把大部分資產轉移給這些開礦企業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務行業，比如通訊、交通、金融是維持國家安全穩定的壟斷企業，就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確實是保留雙軌制扭曲所導致的后果。
所謂的尋租，用政治學的語言叫賄賂、貪污、腐敗。這就是我們雙軌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讓經濟發展得更好？我想道理很清楚，如果我們要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要解決貪污腐敗的問題，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揚湯止沸，一種是釜底抽薪。兩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釜底抽薪，把這種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發生關系的基礎消除。
雙軌制下存在的問題應該改，如果不改，就不能夠消除社會不穩定根源。我個人認為，這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上世紀80 年代、90 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國是世界上貧窮國家，連非洲國家的1/3 都不到。當時對大型國有企業補貼是一種雪中送炭，但是經過33 年的發展，2012 年我國人均收入達到6100美元，屬中等偏上的國家，而且資本已經不像上世紀80 年代、90 年代那樣短缺，很多過去比較落后的產業已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具有比較優勢。如果繼續給它政策補貼，已經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因此，在現有社會條件下，不僅應該改革，而且是可以改革。
現在就是要消除雙軌制改革遺留下來的保護補貼，如果消除不掉，就無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越來愈大以及腐敗現象越來越多的問題。
從2008年開始，未來20年我國經濟平均每年有8%增長潛力
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和貪污腐敗問題，那么剩余的問題是中國經濟還能維持多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國內外有人認為，中國已經持續了33 年的高速增長，不可能再高增長。其他國家高速增長期最長也是25 年，中國已經33 年，中國的工業化已歷經了很長時間。
我個人的看法是，要看清楚快速經濟增長背后的本質和決定因素是什么？經濟快速增長的本質是后發優勢，我國在技術、產業升級方面成本較低、風險較小，因此未來的發展到底還有多大的潛力，不是說我們過去有了33年高速增長，就必然放慢腳步，而是應該問我們現在的后發優勢還有多少？我們還能不能利用后發優勢？怎樣來發展后發優勢？
一個很好的衡量水平是我們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較，因為人均收入水平實際上是這個國家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一個指標。
2008 年，我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購買力評價計算，是美國的21% ，這相當于日本1951年時和美國的比較水平，也是21% ；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國的21%；我國臺灣地區在1975年的時候人均收入也是美國的21%；韓國在1977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日本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長，我國臺灣地區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長，韓國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
日本、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韓國，這是我所講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13個懂得利用后發優勢來提升經濟增長幾個經濟體，它們的發展軌跡、道路、模式和我們改革開放一樣，或者說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軌跡、道路和他們是一樣的。如果說這樣的后發優勢潛力讓它們實現了20年從7.6%到9.2%的增長，就意味著后發優勢也應該讓我們經濟擁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當然這只是一個潛力，要發揮潛力，前提是什么？應該有比較準確的價格信號，因此我們應該繼續深化市場改革來改善我們價格信號的準確性，我們就能夠比較好地利用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利用比較優勢的前提是什么？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經濟。我們必須深化我們的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如此，我們就能夠比較好地利用后發優勢給我們帶來的潛力。
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國家對這個問題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十八大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而且還要繼續發揮政府應有的作用。照此下去，我想十八大提出的目標，到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我計算了一下，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7.2% ，2011年增速為9.3%，2012 年增速為7.8% ，因此從2013年到2020年，如果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我們應該有的增長速度是6.8% 。但還有一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現在人口增長速度是0.5%—0.49%，從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應達到7.3%。只要我們改革到位，政府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如果能夠實現這個目標，2010年我們的人均收入是4400 美元，翻一番是8800 美元，如果我們維持7.3%的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我們生產效率提高得非常高，我們應該會有真實的貨幣升值。很可能到2020 年，加上升值，我們的人均收入應該可以達到12700美元。
按照現在世界的統計標準，如果人均收入達到12700美元，則屬高收入的國家，我想這不是在2020 年達到，就在2021 年，最慢2022 年會達到。屆時，中國會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經濟體。由此，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邁出了扎實的一步，也對疲軟中的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復蘇做出貢獻。
也就是說，在本屆政府領導下我們應該可以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當然跟發達國家比，跟美國比也不過是其1/4 ，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高收入國家是一個門檻，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大約只占全世界人口11%。如果我們也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國家人口可以翻一番，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學家都沒有預期到。就像鄧小平那樣偉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開放初期首定的目標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國民經濟20年翻兩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長7.2%。而我們現在是年均增長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西方不存在真經
要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你必須擁有現代化國家發展所需的產業。中國有競爭力的產業在一步一步地升級，這樣的戰略帶來了經濟長期、穩定、快速的增長。而且，在整個過程當中，政府一直發揮積極的作用，政府的團隊也在升級。
中國趕上發達國家，是鴉片戰爭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夢，我是第六代知識分子，自然也期望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由于我們的落后從根本上說是經濟落后，所以我們總是希望在經濟學上能取得真經，把那本真經取回來，按照西方經濟學所講的這些道理，讓我們的國家進入現代化。我想這種思想模式在幾代知識分子當中都存在，包括在我最近幾年前的時候也存在，所以我才會到美國去讀書。但是反思一下，這套經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現在西方都靠理論來說明我們存在的問題，可以把我們存在的問題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們的貪污現象、尋租現象等。西方的理論還講產權，如果產權界定不清，那么就會影響這些參與者的情緒，而且會丟了道德工具，這樣社會就會有損失，等等。
我們自己分析也確實是這樣，產權界定不清的時候，確實存在信用和道德風險問題，這些問題西方理論講得很清楚。但問題是，這些他們好像講得很清楚的理論，據此拿來做的話，在實際中卻很難達成共性。
當然，在轉型特別是維持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中，我們確實存在問題。這幾年我強調的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在20世紀才出現，那么發展經濟學依托的是什么呢？我在我的《新結構經濟學》一書中有反思，叫結構型經濟。
因此，要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你必須擁有現代化國家發展中所需的產業。中國有競爭力的產業在一步一步地升級，這樣的戰略帶來了經濟長期、穩定、快速的增長。而且，在整個過程當中，政府一直發揮積極的作用，政府的團隊也在升級。
可以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除了中國，在18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按照西方理論來制定政策，沒有看到一個成功的例子。
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
我覺得，我們所推崇的應該是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真正的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180 多個發展中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得到尊重。但是，這里有一個共同的誤區，這個誤區就是：有一本真經在那個地方，你回去以后虔誠地念，虔誠地讀，你就會實現現代化。實際上沒有，相關理論可以說各領風騷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會被別人所揚棄。
另外，即使這個理論在西方有效，在發展中國家是不是必然就有效？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所以，在西方是適用的理論，不見得適用于我們。因此，我們在學習西方理論的時候，不能夠簡單地全部照搬。我們必須將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這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真正為國家的現代化作貢獻，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避免好心干錯事。
如果我們能夠秉承這樣的研究態度，對存在的問題，去了解它的歷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狀況，了解它問題的本質，我相信就能夠找到解決的辦法，而這樣的辦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論和西方理論很多理論可能都不一樣。重要的不是說我們的理論能不能被接受，而是這個理論能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幫助我們改造世界，幫助我們作為中國的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貢獻我們國家的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事業，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們真這樣做的話，我們對目前85%還生活于發展中世界的人民也會有著更積極的貢獻，因為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條件的相似性。我想，我們可以實現中國知識分子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他們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使其實現像中國這樣的快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