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地區是中國具有關鍵戰略意義的西部周邊。積極打造中國與南亞的物理聯通和精神聯通，深入和擴大中國向西開放，既是中國新時期西部大開發戰略升級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方針的重要抓手。

一、中國—南亞互聯互通的“溢出效應”

“互聯互通”（Connectivity）最初指在不同電信網絡之間建立有效連接，使不同網絡用戶之間可以通信，或一個網絡的用戶可使用另一個網絡的服務。但近來，“互聯互通”逐漸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在“物理”（Physical）及“精神”（Mental）層面實現聯網的代稱，旨在促進中國與鄰國商品、資本、交通、物流、信息、文化的自由流通，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共同抬升。具體而言，它主要涵蓋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雙方公路、鐵路、航線、水路、管道、跨境輸電網絡等關鍵基礎設施的“無縫鏈接”；二是雙方通關便利化政策及其實施，包括雙方產業的全面對接等；三是兩地在民間往來、人文交流等認知及精神層面的交流，包括打造雙向旅游品牌、深化文化交流、培植人才教育合作、推動兩地媒體間合作、強化接近決策圈的專家學者間的經常性對話等，正所謂“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知”。

總體而言，規劃好互聯互通工作，有利于互通各方實現優勢互補，互通有無，減少交易和交流成本，釋放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整體性威力，鞏固和深化區域合作不可逆的勢頭，將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提升地區競爭力、加快亞洲一體化進程發揮重要作用，并進而帶來區域發展與和平的“戰略紅利”。具體而言：

首先，基礎設施聯通將是深化中國與南亞整體合作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對促進經濟復蘇、實現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十分重要。提高供應鏈聯通性和便利化水平是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本地區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格羅夫（Stephen Groff）認為，互聯互通是區域合作的重點，將使區域內交通耗時大幅縮短，繼而產生巨大的“貿易拉動效應”。格羅夫以基礎設施聯通對印支半島區內貿易的“溢出效應”為例，認為 沿“東西走廊”橫穿泰國和越南之間的老撾，用時已從12小時左右降至3小時。從老撾邊境到越南沿海峴港市的時間，從6小時降至4小時。從2003年至2011年中，柬越雙邊貿易年均增速超過80%。[1] 泰國“朱拉全球網絡”主任素提攀認為，在亞行支持下，大湄公河次區域展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在內陸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項目，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強生產網絡和供應鏈建設，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進一步釋放該區域的貿易潛力。[2] 從世界范圍看，基礎設施聯通建設日益成為推進區域合作的利器。以歐洲為例，歐盟正在考慮實施“連接歐洲設施”計劃（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委會已就該計劃達成一致，擬在2014至2020年間投資293億歐元，旨在加強歐盟國家在交通、能源和電信等領域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對符合要求的重大項目給予資金支持。該計劃將是提供歐盟單一市場的融合度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措施，有利于提高歐盟國家經濟競爭力和創造就業，加快經濟復蘇。[3] 南亞地區是基礎設施相當薄弱的地區，基礎設施連通性不足問題每年給南亞經濟增長的損害難以估量。中國要推動與南亞的經貿投資合作，發揮優勢互補和促進共同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務實有效的切入點。

其次，基礎設施聯通建設將成為促進中國與南亞經濟增長的“倍增器”。當前，亞洲各國似乎都在面臨“保增長”與“調結構”的兩難困境，鑒此越來越多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開始敏銳地抓住結構調整與確保增長這兩大難題的交匯點，即“擴大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4] 區域內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帶動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加深區域內的經濟融合與互補。在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互聯互通合作在密切區域經濟聯系、縮小發展鴻溝、增強本地區競爭力、實現各國經濟平穩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全球需求放緩將長期化，亞洲出口疲軟也不會是暫時現象，如果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可以繼續推動亞洲經濟的增長。[5] 今后一個時期，隨著中國對外投資數額的增加，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將是中國開展投資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6] 近年來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進展較為緩慢，而中國在基建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資金和技術，因此兩地合作乃天作之合。近期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印度期間，雙方同意加強鐵路合作，包括重載運輸和車站發展等，進一步凸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逐漸成為推動中國與南亞合作關系的“新增長點”。

最后，互聯互通將有利鞏固區域合作的不可逆之勢頭，強化區域身份認同、合作思維及偏好。區域經濟融合需要建立可靠的供應鏈，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深化區域互聯互通。通過的供應鏈聯接行動計劃，可大力提高地區的貿易便利化水平，采取切實措施推動在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災害應對等方面的合作，推動商品、服務、人員更便捷流動，并助推形成命運共同體意識。[7] 以法德和解為例，從19世紀初期到20世紀40年代法德兩國恩怨沖突不斷，然而二戰后兩國能夠迅速實現民族和解，在此過程中，兩國加強基礎設施聯通、強化區內民意的互聯互通、打造能源合作網絡、進而推動共同市場等舉措功不可沒。同理，實現中國-南亞的互聯互通，深化兩地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將有利于構建雙方人民共同的地區身份認同，并進而改進相互國家之間的政治、安全及戰略關系，以有效防范戰略誤判和兩地關系“變形”，并進而改進區域內中印、印巴等雙邊政治、安全及戰略關系。[8] 這一點在歐洲共同市場形成過程中已被反復驗證。隨著中國與南亞各國經貿合作規模的擴大、經貿往來意愿的加強，中國與南亞國家都認為彼此之間需要一個更大更寬闊的平臺，需要安全、可靠、便捷的海陸空互聯互通平臺。中國與印度以及南亞各國克服地理藩籬，充分發揮地緣戰略紅利，并將其轉化為地緣政治經濟收益，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

二、中國—南亞實現互聯互通的最新進展

中國西部地區與鄰國之間有漫長的邊界線，其中新疆與中西南亞8個國家接壤5600公里，西藏與鄰國邊界3549.4公里，云南與鄰國邊界長4060公里，三省區也因此成為中國“西向戰略”的重要門戶和基地。在地緣政治向地緣經濟轉變的形勢下，漫長的陸上邊界使西南內陸成為沿邊開放的前沿陣地，具備了優越的地理區位條件。[9] 目前，“新疆通道”（通向巴基斯坦和中亞）、“西藏通道”（通向印度和尼泊爾）、“云南通道”（通向印度洋地區）已成為中國與南亞地區實現聯通的三個主渠道，并正按照各自的議程和步驟穩步向前推進。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上臺后，對中國與周邊尤其南亞地區實現互聯互通著墨甚多。這從側面表明，多年來各有關方積極推動中國與南亞實現“無縫鏈接”的倡議，已逐漸獲得雙方政府最高層的首肯和支持，可望在未來一一落實，中國與周邊鄰國實現區域互聯互通建設將迎來新一輪高潮。具體看，最近中國與南亞實現互聯互通的最新進展包括：

（一）“聯通戰略”漸趨明朗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時強調，中國將積極推動亞洲和世界范圍的地區合作，加快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積極探討搭建地區性融資平臺，促進區域內經濟融合，提高地區競爭力。中國將繼續倡導并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強同各國的雙向投資，打造合作新亮點。[10] 據測算，今后5年，中國將進口10萬億美元左右的商品，對外投資規模將達到5000億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過4億人次，中方對外投資與人員往來網絡將呈指數級規模擴散。在此背景下，中國與周邊互聯互通戰略輪廓將日益明朗。以“云南通道”為例，《國務院關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意見》指出，要加快建設外接東南亞、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國家，內連西南及東中部腹地的綜合交通體系、能源管網、物流通道和通信設施建設，把云南打造成我國連接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陸路交通樞紐、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西南地區的重要經濟增長極。[11]

（二）中巴互聯互通深入發展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互聯互通項目也在近期獲得重大進展。據悉，中國將與巴方一道，加快推進喀喇昆侖公路升級改造項目，并積極探索和制定“中巴經濟走廊遠景規劃”，促進南亞、東亞互聯互通，帶動周邊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不斷拉緊中巴利益紐帶，為本地區國家間開展合作提供示范。另外，中巴擬以大項目合作為契機，繼續加強金融和投資合作，繼續集中力量推進在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海洋、能源、農業、防務等領域的合作。此外，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雙方在文化、衛生、教育、旅游、體育、新聞媒體、學術團體、漢語教學等方面加強交流合作，為中巴友誼奠定更加堅實的民意基礎，以強化兩國“在非物質層面的互聯互通”。[12]

以中巴基礎設施聯通為例，巴總理謝里夫在其施政演說中，突出強調巴方已同意“修建瓜達爾港至中國新疆喀什的公路和鐵路”，建造“連接中國西部和貫穿巴基斯坦南北的公路和鐵路主干道，打造巴中經濟走廊，因為這將給巴帶來巨大經濟利益”。[13] 巴方認為，這條走廊將把資源豐富的中國西部地區與巴基斯坦瓜德爾港連接起來，使巴有關地區“改變命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積極回應謝里夫關于中巴聯通計劃，并強調“啟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是李克強總理訪問巴基斯坦期間中巴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中方愿與巴方攜手努力，共同做好中巴經濟走廊這篇大文章，抓緊相關規劃和建設，將其打造成為兩國合作的新亮點”。[14] 根據最新公布的巴基斯坦2013-14財年預算草案，巴政府將投入725.88億盧比資金，以支持該國高速公路建設，并積極帶動相關工業、建設儲油設施以及油氣管道的發展，巴政府希望以此拓展和建設與中國、中亞國家、印度、伊朗以及西方國家的貿易新領域和新樞紐。[15] 據悉，這一預算資金將被用于現有的35個項目以及將啟動的新項目，其中包括喀喇昆侖公路的改線工程。上述最新情況表明，中巴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聯通戰略內在高度契合，并在兩國高層達成高度共識，落實該計劃的“天時、地利、人和”等有利條件均已具備，緊迫感更加突出，兩國不再在該問題上“猶抱琵琶半遮面”。

（三）孟中印緬（BCIM）次區域合作初見成效

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印度期間,雙方對“孟中印緬地區合作論壇”框架下的次區域合作進展表示贊賞，并一致認為，鑒于2013年2月孟中印緬汽車拉力賽的成功舉行，雙方同意與其他各方協商，成立聯合工作組，研究加強該地區互聯互通，促進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倡議“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推動形成更大的市場和發展合力。[16] 這一成果成為此次訪問的亮點之一，標志著自1999年啟動以來的孟中印緬次區域合作終于步入官方實際運作的“一軌階段”，東亞和南亞地區經濟一體化步伐將會加快，中印兩個大市場有望實現緊密聯通。從長遠看，“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啟動，將為四國拓展開放空間，緊密聯系幾大市場，加快次區域經濟發展，增強各國的經濟實力，改變貧困落后的面貌，開創一種“南南合作”機制。[17] 從互聯互通角度看，通過由云南經緬甸進入印度和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的新生“南方絲綢之路”，一方面有利于增進中國與南亞各國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深化和拓展經貿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通過向西南方向的開放，將促進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并打造一條南亞國家通往中國腹地和東部沿海的陸地橋梁。[18] 除“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倡議外， 2013年中印聯合聲明中第14條到第19條從廣義上看均凸顯兩國重視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同步互聯互通，包括雙方決定將2014年定為“友好交流年”，決定繼續舉行百人青年代表團年度互訪活動，加強漢語教學合作和新聞媒體交流與合作，啟動中印經典作品互譯工程，促進兩國地方省（邦）及市合作聯系，考慮加強通過乃堆拉山口的邊境貿易，中方將為印度香客赴藏朝圣提供更多便利，雙方同意協商簡化簽證手續等。[19]

（四）中尼互聯互通項目扎實推進

作為中國與南亞互聯互通的關鍵環節和“西藏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尼泊爾的基礎設施聯通建設近年來也舉得顯著進展。尼政府逐漸升級連接樟木口岸至加德滿都的阿尼哥公路，并在中尼口岸附近修建集裝箱運輸站，以此推動中尼貿易中轉體建設進程。2012年12月，中國援助的沙夫魯比西―拉蘇瓦加蒂公路項目（Syafrubesi-Rasuwagadhi，簡稱沙拉公路）交接證書在尼簽署，該公路連接西藏自治區的吉隆口岸熱索橋項目，將進一步促進尼中互利合作和跨境經貿關系。2012年7月，中國援助的巴尼帕綜合技校增項項目交接證書在尼首都加得滿都簽署，該增項完工將進一步提升該校綜合功能，為尼培養各種技術人才創造了條件，深化中尼雙方在人文、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增強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精神鏈接”。另據尼官員透露，中尼兩國已經決定啟動青藏鐵路延伸至尼泊爾境內的相關調查工作，尼渴望利用中國的鐵路線和港口體系，強化中尼關系，發展尼與全亞洲、甚至歐洲的貿易，使尼對外貿易和交往渠道更加多元化。

（五）中緬能源管道如期竣工

緬甸位于南亞次大陸東部邊緣，兼具南亞及東南亞國家身份，中緬之間的互聯互通從廣義上也隸屬于中國與南亞聯通計劃。按照2009年6月中緬政府間協議，2013年6月初中緬油氣管道緬甸段工程經過4年建設已全面竣工，投產指日可待；該管道中國段的建設也在順利進行中，工程下穿泛亞鐵路西線鐵路隧道主體工程已完工。據悉，中緬油氣管道西起緬甸西海岸皎漂市，在緬甸境內途經若開邦、馬圭省、曼德勒省、撣邦，從云南瑞麗進入中國境內，在貴州安順實現油氣管道分離，分別通往重慶和廣西。其中原油管道長771公里，天然氣管道長793公里，竣工后每年可向中國輸送2200萬噸原油和120億立方米天然氣。[20] 緬甸高層領導人強調，即將竣工的緬中油氣管道是緬中兩國互利合作的重要項目，緬甸將確保其安全正常運行。作為能源互聯互通項目，中緬油氣管道克服各種不利因素如期完工，不僅是兩國結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指標，也是兩國聯手推動地區合作網絡成型的重大戰略性舉措，對該地區未來發展與繁榮意義重大，符合東亞、南亞兩大市場優勢互補、相互銜接的必然趨勢。

三、中國與南亞實現互聯互通的主要挑戰[21]

中國與南亞實現真正的“無縫鏈接”，當前主要面臨如下問題：

一是嚴酷自然環境的考驗。中國西南地區地形復雜，水陸交通均受到極大影響，對外通道有限。陸路主要山口通道均位于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區，廣漠高寒、雪峰林立，喜馬拉雅山橫亙邊境，成為阻隔交通的天然屏障。在可見的未來內，要實現中國與南亞的互聯互通，技術要求仍較高，維護通道的成本短期內也難以降下來。

二是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中國西南地區臨近“金三角”、“金新月”兩個產毒地區和幾個主要產毒國家，在發展邊貿、擴大沿邊開放中，也面臨著如何抵制毒品走私、艾滋病傳播“跨國瘟疫”向我境內蔓延的問題，以確保我國沿邊開放的正常進行。此外，周邊地區恐怖襲擊活動不時活躍，對中國-南亞實現聯通的基礎設施和工程技術人員構成威脅。

三是邊貿互補性與均衡問題。與中國相鄰的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偏低，工業發展滯后，目前與中國雙邊貿易中屬于逆差地位。雙方經貿合作形式和內容比較單一。這種情況很難長期持續下去，因為南亞鄰國不可能長期以農副產品換取我國的工業品，這種貿易互補性的失衡可能使邊貿陷入兩難境地：或為貿易萎縮，或為另一種力量介入敞開的市場，優勢和利益轉入第三者手中，這種情況在我國沿邊開放中帶有普遍性，值得警惕。[22] 南盟秘書長薩利姆（Ahmed Saleem）近期出席首屆中國-南亞博覽會（南博會）發言時亦強調，中國與南盟蓬勃拓展的關系中，所有南盟成員國與中國存在連年貿易逆差問題值得注意，出席首屆南博會上南盟成員國及中國政府的高層官員層級較高，反映雙方對推動經貿和商務關系向更高層次發展、改善兩地貿易結構都有著強烈愿望。 [23]

四是地緣政治因素及其影響。囿于各種政治勢力的暗斗和博弈，中國在與南亞實現聯通過程中，遭遇一些不友好勢力的干擾、滲透和破壞。與此同時，域內部分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戰略互疑、部分相關地區仍被視為“禁臠地帶”等因素，也不時影響到中國-南亞互聯互通有關項目的順利推進。誠如亞行副行長格羅夫所言，“亞洲要實現互聯互通與基礎設施融資，絕不僅僅是融資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政治阻力”。[24] 在首屆中國-南亞智庫論壇上，部分來自印度的代表稱，中國在開拓與南亞互聯互通方面，需要處理好與印度的關系，因為印擔心中印會因此在南亞市場上形成激烈競爭，南亞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會與日俱增，并進而影響到印自身利益及其在南亞的區位優勢；如果中印沒有在中國-南亞聯通上達成諒解，印方的態度就會顯得較為消極和抵制。以“孟中印緬地區合作”為例，有印外交部官員表示，雖然目前該項目聚焦在印西孟加拉邦，但隨著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擴大，其或會輻射到東北部各邦甚至中印邊界東部爭議區，加大印方的控局難度。[25] 這從側面印證，“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歷經近20年的醞釀和推動才得以“修成正果”，印方的顧慮與消極態度可能是最大的因素。

四、中國—南亞“無縫鏈接”需重點著力的領域

一般認為，區域合作發展至少需要三個要件：區內各成員要有合作的共同愿望；要建立起超國家的區域合作組織和制度安排；要靠經濟、社會等領域內的具體合作來實踐與夯實。從這三大要素分析，中國與南亞實現區域互聯互通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未來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層持續注入政治支持。雙方不僅應有強烈的聯通意愿，而且要有也有相應的后續動作加以跟進落實。尤其是，南亞有關國家和地區應與中方相向而行，對互利互惠的聯通項目輔以更強大的政治支持資源。中國與南亞雙方交通部門可舉行部長級特別會議，以推動雙方公路、鐵路、港口、航空領域的互聯互通進程。兩地可共同探討設立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以確保有關互聯互通項目能持續獲得授權和財政支持。

二是協調各利益攸關方合力。中國與南亞互利互通工作是涉及各利益攸關方的系統工程，推進過程中需要協調好各方因素。不同項目之間需要保持溝通與適當鏈接，各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使各聯通工程互相借鑒，形成合力。雙方政府部門需要調動公私部門廣泛參與互聯互通工作，傾聽工商部門意見和建議，支持民營部門進入基礎設施產業，拓寬社會資本進入途徑，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同時，亦應有效利用亞行、世行等國際發展機構的資金和技術, 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有力的融資支持。此外，對聯通項目，需進行科學論證和規劃，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重視以市場方式進行運作聯通項目,在招、采購過程中應保持透明，兼顧社會效益和環保影響等問題。

三是善用和完善現有合作機制。目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南盟）是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區域合作組織之一，多年來為促進成員國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應充分利用南盟觀察員國地位，利用南盟現有合理的多邊合作框架，主動結合南盟自身的“優先領域和議程”，在南盟內推動中國與南亞的互聯互通工作。南盟成員國應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好中國與南亞地區的資源，并借此幫助南亞國家擺脫貧困問題，使這一地區成為充滿活力的經濟持續增長熱區。同時，抓住難得的中國“向西開放”歷史機遇，做實、做強“孟中印緬合作”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繼續強化“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等務實有效平臺，務實推進中國與南亞合作，拓寬中國與南盟互聯互通的內涵和外延，從投資、貿易、外交等方面夯實中國與南亞的“無縫連接”工作。

四是成立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從長遠和可持續角度看，中國與南亞互聯互通工作需要雙方建立“中國—南亞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并指定各自聯系人負責日常事務的聯絡與協調。該委員會可定期或根據實際需要召開會議，落實中國和南亞國家領導人關于促進中國與東盟互聯互通合作的有關共識、倡議及指示；總體規劃中國與南亞互聯互通合作，研究確定合作的重點領域和優先項目；協調雙方各類資源，為合作項目的建設和運營管理等提供必要的支持。

五是齊推“有形聯通”與“無形鏈接”。中國在與南亞物理聯通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重大進展，但兩地民間往來、人文交流、思想互動等“虛擬聯通”猶待加強。雙方應重視感情層面的互聯互通，充分挖掘中國與南亞的文明底蘊和歷史上的友好往來，通過民間友好組織、青年、婦女、媒體、非政府組織等渠道，積極加強人文領域的交流合作，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加深彼此了解，夯實雙方睦鄰友好的社會基礎，同步加強“以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為基礎的‘硬件’建設和以制度和情感互聯互通為基礎的‘軟件’建設”。[26]此外，兩地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措施也有待進一步強化，雙方應做好一些基礎性工作，如簡化邊境管理流程，構建通關物流信息聯通，統一基礎設施技術標準，擴大使用電子商務，加強制度建設和產業對接，出臺企業融資便利化舉措等。

注：本文源自作者在昆明首屆“中國—南亞智庫論壇”（2013年6月）上的發言，并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二級課題“務實探索中印關系的共同利益基礎”資助。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博士、前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政治處副主任。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倡導區域合作引發共鳴，加快互聯互通》，載《經濟參考報》，2013年4月8日。

2. 《博鰲亞洲論壇“亞洲自貿協定論壇2013”發言摘編》，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6月27日。

3. 《歐盟擬實施“連接歐洲設施”計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013年6月29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比利時盧森堡經商參處網站，http://b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6/20130600180338.shtml.

4. 曾培炎：《推進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載《海南日報》，2013年4月9日。

5. 王慧：《中國與東盟互聯互通漸入佳境》，載《人民日報》，2012年9月18日。

6. 秦庚：《區域互聯互通將成為我國投資重要方向》，載《國際商報》，2012年5月4日。

7. 鐘聲：《互聯互通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載《人民日報》，2012年9月5日。

8. 藍建學：《中印關系新思維與“再平衡”》，《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2-103頁。

9. 王益謙：《中國西南地區向南亞開放問題探討》，《南亞研究季刊》，1994年第2期，第34頁。

10. 《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3年4月8日。

11. 陳利君：《促進互聯互通 提升開放水平》，載《云南日報》，2011年7月22日。

12. 《讓全天候友誼結出新碩果——李克強在巴基斯坦參議院的演講》，載《人民日報》，2013年05月24日。

13. “Gwadar, Karachi to be linked with Kashgar: PM Sharif,” Daily Times, June 06, 2013.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13%5C06%5C06%5Cstory_6-6-2013_pg5_7.

14. 《2013年6月6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2013年6月6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048073.shtml.

15. 《2013-14財年巴基斯坦政府將為高速公路建設投入725.88億盧比》，2013年6月13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經商參處網站，http://pk.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6/20130600161268.shtml.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載《人民日報》，2013年5月21日；《把握中印戰略合作新機遇——李克強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載《人民日報》， 2013年05月22日。

17. 任佳、陳利君：《孟中印緬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當代亞太》2004年第1期，第55頁。

18. 《“南方絲綢之路”邁向新生助力中國－南亞合作》，新華網昆明2013年6月7日電，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07/c_124830336.htm.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載《人民日報》，2013年5月21日。

20. 倪婷：《中緬天然氣管道竣工》，載香港《文匯報》，2013年6月5日。

21. 參見王益謙：《中國西南地區向南亞開放問題探討》，《南亞研究季刊》，1994年02期；陳繼東：《對中國參與南亞區域合作相關問題的思考》，《南亞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曹曉飛：《云南國際大通道建設周邊環境分斬及其建議思考》，《東南亞糾橫》，2006年第6期；云南省商務廳：《云南省與孟加拉國、印度和緬甸經貿合作及BCIM合作論壇的發展》（2012年1月），載云南省東南亞南亞研究網2013年3月2日，http://www.seasas.cn/article-782-1.html；鄭嘉賓：《地區的互聯互通：路上的“缺口”》，載《BCIM通訊第十次會議選集》，2012年2月版。

22. 王益謙：《中國西南地區向南亞開放問題探討》，《南亞研究季刊》，1994年第2期，第36頁。

23. “Secretary-General of SAARC attends the First China-South Asia Expo”. http://www.saarc-sec.org/2013/06/06

24. 郭麗琴：《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亞洲互聯互通與基礎設施融資面臨政治阻力》，2012年11月26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11/2280269.html.

25. 《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四國心氣漸高》，載《環球時報》，2013年5月24日。

26. 褚浩：《中國積極推進中國—東盟互聯互通項目》，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