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效應導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增多，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明顯，留給轉型與改革的時間更為緊迫。未來2—3年，經濟增長能不能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變，關系著能否避免“發展陷阱”進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靠擴大資本投入規模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在出口需求萎縮的背景下產能過剩集中爆發，凸顯投資消費失衡的矛盾、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失衡的矛盾、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失衡的矛盾；投資效率不斷惡化，經濟增長需要付出更大的資源環境代價；投資回報率接近融資成本，依靠高負債、高杠桿的運營模式已近極限；投資增長的就業拉動效應趨弱，通脹壓力與通縮風險并存，金融資源錯配愈發嚴重。

消費不僅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長期增長的動力。第一，消費是勞動力再生產以及人力資本累積提升的基本前提。如果人們不通過消費滿足吃飯穿衣等最基本的生存型需求，那么就沒有最基本的勞動力再生產，如果人們不通過消費滿足教育、醫療、文化等更高層次的發展型需求，人力資本就不會得到累積提升。第二，消費具有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重要作用。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與服務消費需求不足直接相關。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服務消費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居民消費支出的主體。美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服務消費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超過40％，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服務消費支出比重超過50％；韓國人均GDP達到 3000美元時，服務消費支出超過45％。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但目前醫療保健、文教娛樂、交通通信三大類的服務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還不到35％，服務消費需求的空間巨大。服務消費需求的釋放將帶動服務業快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第三，消費對創新的作用常常被忽視。美國、德國、瑞典等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很高，這些國家是世界上創新程度最高的國家。在亞洲，創新能力強的國家或地區不一定都是高投資率，但消費率都在較高水平，比如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投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但并不必然帶來創新，只有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投資具有創新的內生動力，也只有在良序競爭的格局下，市場競爭的壓力才會轉化為企業的創新動力。第四，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人的發展依托于消費，公平可持續發展依托于公平可持續消費。

選擇消費主導是順勢而為。在長期增長理論中，低消費往往是保證高積累從而擴大生產能力的條件。有人認為，“高積累高投資仍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均已處于世界最高水平，“低儲蓄低積累陷阱”已不是主要矛盾，“一個國家不會因為消費低儲蓄高而妨礙經濟增長”的觀點并不適用于發展新階段。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投資和消費對于經濟增長作用的格局會發生逆轉。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指出了在經濟起飛后，經濟發展會從大規模投資拉動的階段進入大眾高額消費的階段，錢納里模型則展示了工業化后期投資率下降和消費率上升的一般趨勢。然而我國的消費率持續下降，下降的幅度和持續時間不僅超過發達國家在相似發展階段的水平和時間，也超過體制相似、文化相近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和時間。按照錢納里標準，我國在人均GDP1000美元和3000美元時的消費率都低于合理水平。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我國人口城鎮化將釋放更多的消費需求，中產階層擴容為消費主導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上人口結構和收入水平都朝著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方向發展，推進消費主導是順勢而為。當然，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保持一定的積累率是必要的，消費主導不等于過度消費，在資源稀缺和人口眾多的條件下應當倡導理性消費，但目前更緊迫的是讓消費率回歸合理區間，使消費投資趨向動態平衡。

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消費率長期過低的原因在于潛在消費需求被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和體制、制度安排所抑制。投資主導要求資源和收入更多向國家、企業傾斜，居民和勞動者的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導致消費能力不足，限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從而陷入“低收入——低消費——低人力資本——低收入”和“低收入——低消費——產能過剩——去產能化——就業減少——低收入——低消費”的惡性循環。為此，應當盡快改變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形成消費主導的體制和制度安排，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和國有資本改革等。

改變投資主導，需要避免將“競爭性地方政府”看成是“中國模式”的理念。競爭性地方政府是雙軌制的產物——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市場主體缺乏的條件下，在中央向地方放權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地介入投資活動和經濟活動以拉動地方經濟快速增長，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GDP競賽格局。將競爭性地方政府固化為“中國模式”是很危險的：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為支撐，以政府融資平臺與國有企業為載體，靠大規模資本投入拉動增長的模式積累了巨大風險，成為危機的導火索；依靠強勢政府掌控經濟資源，人為刺激需求并不能形成持續內生動力，還會成為市場化改革攻堅的羈絆，不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正如中改院遲福林院長所提出，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和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突出矛盾的背景下，競爭性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越來越不適應于社會需求變化，地方政府應盡快由投資主體和經濟建設主體轉變為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主體。

國際金融危機給了我們放慢步伐從而能夠全面審視自己的機會。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清醒認識：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后，實物資本投入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越來越讓位于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而消費對于提升人力資本、形成有效投資和促進技術創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變，不是簡單的需求政策轉向，而是貫穿本輪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的主線；改變地方政府主導投資拉動增長的格局，需要防止將競爭性地方政府固化為“中國模式”；以消費主導驅動長期增長，關鍵在于通過有效的市場機制引導需求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升級、促進技術創新。

（作者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