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

中華民族有著強烈的創新欲望，但是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至今創新能力仍然薄弱。關于這個問題，中外很多學者都提出過疑問。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提出了“為什么古代中國科技領先于西方，但卻沒有演繹出類似西方近代的科學革命而落伍了”的“李約瑟之謎”;馬克斯·韋伯也提出了“工業革命為何不能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的疑問;更有甚者，中國科學家錢學森發出了“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要從根本上回答這類問題，筆者認為，在于中國自古以來自始至終沒有建立起一種自組織的創新系統使然。

創新系統有兩種，一種是自組織創新系統，一種是他組織創新系統。自組織創新系統是指不依靠外部指令，系統按照邏輯和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地形成有序結構，自然地產生出某種成果。

一般來說，諸如牛頓三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愛迪生的發明等，都是自組織系統的原創性成果。而他組織系統則是缺乏內在邏輯，依靠外部指令“嵌入”進行模仿、復制形成的組織。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技術創新系統是建立在君主專制控制之下，依靠外部指令“嵌入”而得以建立和形成的他組織系統，從創新價值取向、創新主體、創新方式、創新過程、成果使用等，均受到君主專制權力“嵌入”指令的嚴密控制，創新行為、功能與結構基本上是靠外部組織力實施并體現出來的。以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創新成果“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和活字印刷來說，創新的價值取向是為了鞏固皇權、向皇帝邀寵，而不是為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文明進步;創新主體并不是具有深厚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員，也不是創新者的興趣和愛好驅使，而是一些缺乏理論素養的民間工匠或宮廷宦官受“嵌入”指令的驅使;創新方式也不是一種目的性很強的實驗或求證，而是一種“無心插柳”的副產品，如指南針是在為皇家建造宮殿、修筑墳墓測風水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火藥是在宮廷御醫為皇帝煉制長生不老“仙丹”時產生的。

這種他組織創新系統，“嵌入”的是國家強力的權威性和組織力，依靠“嵌入”的他組織完全壟斷的各種創新要素與資源，是創新得以有效的“集成”與“速成”。除了“四大發明”這樣的成果外，中國的瓷器、絲綢等，都是這種他組織的舉國體制的創新系統產物。鴉片戰爭以后，外國列強侵入中國，對中國的經濟和資源大肆掠奪，國家的實力衰弱，權威性和組織力退化，中國傳統的他組織“嵌入”式創新系統崩潰，而自組織的創新系統又得不到建立，導致中國無法產生像樣的創新性產品，這就是自18世紀開始以后的近300年中，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創新性成果大量涌現，而中國沒有貢獻任何創新成果的原因所在。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建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又為他組織的“嵌入”注入了新的強力權威和組織力，舉國體制才產生了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等成果。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自組織創新系統仍然脆弱，導致中國專利和論文數量雖然大幅增加，但主要依靠泡沫、垃圾專利和論文支撐，原創性成果仍然少之又少，這正是“舉國創新體制”下的“他組織創新系統”之憂。如果中國的科學技術創新仍然繼續固化、強化這種自上而下的“嵌入性”他組織模式，仍然強力“嵌入”中央政府的權威和組織力到他組織系統中，不發育、不培育自組織創新系統，弱化、鎖閉、內卷化自組織創新系統，中國要實現所謂的自主創新，建成所謂的創新型國家，將永遠只是一句空話。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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